R.斯奈特“對非個性的道德譴責”，意味著社會角色受到侵蝕，個性統治的時期開始了，也即心理形態的文化開始了，當代渴求“我”的真實或準確本質的困擾也開始了。自戀不僅標示出一種對自我意識的熱情，還表明一種對揭示“我”的內心的熱情，現實中蓬勃發展的傳記及自傳或心理化的政治語言都證實了這一點。慣例為我們所壓製，而“非個性的問題，隻有當我們錯誤地從個性的視角來審視它們的時候，才會引起我們的興趣”；一切都應當被心理化，應以第一人稱來表述，要自我介入、昭示自己動機，要隨時釋放個性與情感，表達內心感受，一旦做不到這些，人們便陷入一種不可原諒的劣行之中，它寒冷而莫名。在一個以心理的尺度來衡量的、“體察入微”的社會裏，正如裏斯曼所點評的那樣，真實性與可靠性成為主要的道德，而被內在的自我所湮沒了的個體，感覺到越來越無法“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於是，我們成了“沒有演技的演員”。自戀糾纏於心理上的真實麵目，弱化了人們駕馭社會生活的能力，口是心非由此變得不可能了，“由於致力於讓外在表現與內在本質相同一，將情感表達問題與情感真實性問題相聯係，人們因此出現表現性不足的問題”。個體越要擺脫習俗與慣例來尋找真實的自己，個體之間的關係則越發“相互算計”、難以交往，悖論的出現自然難以避免。對直係以及近朋的訴求越多，人們則越不堪承受對他人傾心囑托的辜負。因此，體察入微是專橫的，是“不合禮貌的”，應當要尊重別人的私生活，也應當要與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禮貌是捍衛別人的‘我’，使其能樂與他人相伴的一種活動。而加以掩飾則是禮貌的精髓……掩飾越多，則將有越多的高雅的精神麵貌得以複興，高雅的愛也是如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準則要求有一些壁壘以及一些普遍的規則，隻有如此，方能保護好彼此；反之，**的私生活則會大行其道，生機勃勃的社群便會化為烏有，人際關係則成為“破壞者”。公眾角色的淡化以及對真實性的強求產生了一種不禮貌，這種不禮貌有兩個表現：一是通過將自我封閉在與世隔絕的舒適的內心，並拒絕與城市裏的“陌生人”建立無謂的聯係而表現出來的；二是借助於降低對某個群體的歸屬感，並相應地凸顯一些排斥現象表現出來的。階級意識不複存在了。由此，在街區範圍內，出於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情感，人們友好相處，“越來越多的共同行動是排斥行為，或截然相反，是歸並行為……博愛所團結的僅是一個經過挑選的團體，而拒絕一切與其無關的那些……內部的支離與分歧便是現代博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