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貝爾來說，現代主義的分析應當依據兩個堅實的原則：其一是現代藝術，它被界定為自我的表達以及對於一切盛行的風格的反叛，它與關乎社會、效率以及公平這三者的主要規則均相悖；其二是這種不協調本身，這種不協調導致了人們無法用反映經濟的或社會的詞語來闡釋現代主義的本質，“理念與形式是與以前的理念與形式的對話的結果，或接受，或拒絕”。帶著對機體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成見，貝爾描述了民主社會異質化的功能、撕裂民主社會的相悖的邏輯、自立以及架構的不兼容性等。這些恰好是該分析的價值所在，盡管貝爾在其中羅列了大量的參數並拒絕對現代性進行簡單表述，但同時，這些也是包含有眾多不連貫的拮抗性命題的缺陷所在。順應這些現象性的而非結構性的離析，人們便失去了那承載著現代文化的曆史延續性，尤其是失去了將現代文化與平等維係在一起的各種關聯性。因此，需要對社會學家所提出來的種種不可調和的對立加以警覺，因為隻有在一個更大的曆史跨度內，才能實現對諸多中斷與決裂的內涵的精確評估。用“各秩序的離析”來分析當代社會並非完全正確，因為它缺乏一種長跨度的時間性，結果便是忘記了這點：現代主義藝術與平等並不是不協調的，它們都是一種民主的以及個人主義的文化的組成部分。
現代主義並不是第一個偉大的決裂，在曆經了一個世紀之久的對傳統的猛烈摧毀以及極端的創新之後，現代主義便開始在文化秩序中繼續自己的事業，即依照民主模式建立現代社會。現代主義僅是百年以來的這個浩大曆程的一個側麵，它促進了一個以個體與民族主權為基礎、擺脫了神的奴役、擺脫了世襲的等級製度以及傳統的桎梏的民主社會的到來。到了18世紀末期，這個曆程在政治及司法秩序上實現了尤為明顯的文化延伸，日臻完善的民主革命事業確立了一個沒有神、純粹表達平等的人人向往的社會。自此以後，社會致力於以人為考量來進行徹底的自我塑造，而不再以不可觸犯的、時過境遷的集體遺產為考量，社會擁有了自己確立方向的權力，沒有外在的考量，也無須按照絕對的、指定的模式。與革新藝術家們進行拉鋸戰的“過去”，它的優勢地位被廢黜，這不正切中要害嗎？與民主革命將社會從無形的力量及其衍生物—等級世界—中解放出來的道理一樣，藝術的現代主義使得藝術與文學擺脫了對傳統的遵循、對大師的膜拜、對慣例的服從。社會不再從屬於外部的非人類的原始力量，藝術也不再遵循“敘述加再現”的慣例，依據同樣的邏輯，一種以自由個體為根本的“自立”的秩序也建立起來了。繼莫裏斯·德尼（Mauric Denis）之後，馬爾羅曾經這樣寫道：“新藝術所尋求的是顛覆客體與映像之間的關係，即客體明顯隸屬於畫麵的這種關係”，現代主義要以“純粹的創作”（康丁斯基，Kandinsky）來走進一個有形的、聲音的、感覺的世界，它是自由的而且是至上的，不屈服於外部的規則，而無論這些規則是宗教、社會、視覺的還是文體的。現代主義和對平等的訴求絲毫不矛盾，現代主義依舊是民主革命為改變自身被動處境而采取的行動，它是民主革命以不同方式的一種延續。現代主義建立起一種擺脫了過去的、自己主宰自己的藝術，它表現了平等，它是民主文化的第一次顯現，這是一種帶有精英特征的脫離大眾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