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了先鋒派各種驚人之舉的現代主義的重要階段已經成為過去，如今的先鋒派已經失去了呼風喚雨的能力，公眾與革新藝術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也不複存在，原因是沒有人再繼續捍衛秩序與傳統了。大眾文化已經習慣了現代主義的叛逆，“在藝術領域，鮮有人反對完全的自由、無羈絆的生活、奔放的感受、淩駕於秩序之上的直覺以及不接受理性批判的想象力”。公眾的轉變的原因是，在世紀之交曾為一小撮反對資產階級的藝術家們所專有的享樂主義，受到大眾消費的推動，成為我們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如今盛行的自由思想，將現代主義運動視作文化理念，該運動的意識形態陣線所尋求的便是將衝動當作行為模式”。由此，人們走進後現代文化，對於貝爾來說，這個文化概念意味著這樣的時代：先鋒派不再能夠引起轟動，尋求創新變得合理，感官刺激與愉悅成為主流的價值觀。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主義像是享樂主義的民主化，“求新”獲得了普遍的認同。“反道德與反製度”贏得了勝利，藝術界的價值觀與日常生活的價值觀之間的背離結束了。
但後現代主義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極端主義文化的來臨，這種文化將“現代主義邏輯演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20世紀60年代，後現代主義呈現出與文化和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以及極端的享樂主義相關聯的幾個主要特征，如學生的叛逆、反文化、吸食大麻與搖腳丸[71]、性解放等，色情電影與書籍大行其道，血腥、暴力場景愈演愈烈，通俗文化終於走進了解放、享樂以及性的時代。享樂主義文化使人幻象綿綿，但明顯也是革命性的，“事實上，它僅是50年代上流社會部分階層長期所過的放縱與享樂主義生活的民主化與擴張”。由此看來，60年代標識出的是“一個開端與一個結束”。之所以說現代主義的終結，因為在60年代，表現最為明顯的便是對清戒的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聲討，這一波的大眾文化叛逆運動也最為轟轟烈烈。一種後現代文化也在此時開始了，它沒有創新和真正的果敢，隻滿足於民主化享樂主義的邏輯，傾向於加速優先發展“最為低俗而非高雅的習性”。人們或許可這樣理解，對後現代主義進行這種“X光檢查”，是出於一種新清教主義的憎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