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認識寫下這份手劄的瘋子，但我有位與我有點交情的故人，大約就是裏麵提到的京橋酒吧的女掌櫃。她體形嬌小，臉色欠佳，細細的丹鳳眼，鼻梁高挺，與其說是美女，不如說是美少年，就是這樣的人，很容易給人留下刻板的印象。這三篇手劄中，似乎主要描述了昭和五年至七年的東京風物。在昭和十年左右，也就是日本“軍部”即將開始明目張膽地橫行於世之際，我曾被朋友帶著順道去了那個京橋酒吧，喝過兩三次高杯酒[ 高杯酒：用冰塊、威士忌、蘇打水等調製的酒。]。因此，我不可能見過寫下這三篇手劄的男人。
今年二月，我拜訪了一位疏散在千葉縣船橋市避難的朋友。他是我大學時代的校友，現在是某所女子大學的講師。事實上，我曾拜托這位朋友幫我的一個親戚說媒，一來是為了此事，二來也想順便買一些新鮮的海產品回去讓家裏人嚐鮮，於是，我背著帆布包向船橋市出發了。
船橋市是一個瀕臨泥海的大城市。因為我的朋友是那裏的新住民，所以就算我告訴當地人朋友家的詳細地址，他們也概不知曉。天氣寒冷，加上帆布包勒得肩膀生疼，我禁不住唱片裏傳出的提琴聲的吸引，推開了一家咖啡廳的門。
那家咖啡廳的老板娘總覺得似曾相識，一問，她居然就是十年前京橋酒吧的女掌櫃。她似乎也馬上記起了我，彼此都大為驚訝，欣喜不已。那時候，人們一碰麵或是互相詢問在空襲中的遭遇，或是說說房屋被付之一炬而無家可歸的境況。但我們並未如此，而是有些自得地攀談起來：“你可真是一點都沒變啊。”
“不不，已經是個老太婆了。一把老骨頭也快散架了。倒是你，還那麽年輕呢。”
“哪裏的話呀，我都已經有三個孩子啦。今天就是特意為了他們出來買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