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明末士大夫尤其是東林黨人的行事執拗、言論矯激，尤其在內憂外患的王朝政治中，不顧內外交困的現實，偏執於理教空談的做派，史家曆來有爭議。當然，對於儒家理想主義者們的空談和偏執，首先離不開的是王朝政治的腐朽和活力的衰竭所引發的種種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上的危機，王朝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修複的機製，體製的衰亡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任何偶然事件的發生其實都有客觀規律所遵循。這樣才可能引發各種政治危機，朝堂上喋喋不休的爭論，隻是社會矛盾在政治高層的碰撞，此類看上去曠日持久相互各不相讓的爭論碰擦出的火花，足以燒毀整個殿堂，他們的執拗既有性格方麵的因素，也有體製困局給王朝政治帶來的危機。
理想主義者總是非常執著的，他們天生不會見風轉舵，兩麵三刀，明哲保身，因而往往是大義凜然地麵對各種威脅，義不容辱地寧折不彎，直至舍生取義，走向死亡而求取節義千秋，萬古流芳。
因為這樣，他們知道勇往直前，不知拐彎抹角地尋求妥協，在實際上分化了朝廷上下左右的團結，破壞了帝國同仇敵愾抵禦內賊外寇的共識。統治集團的內耗客觀上大傷了朝廷的元氣，使得朝野喪失了有效抵抗外敵入侵、流寇蜂起的凝聚力，導致了王朝統治結構的鬆散。麵對外來的強大壓力，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然而，在朝堂政治昏暗中的混戰中，又怎麽可能尋求一團和氣的凝聚力呢，因為帝國的整個基礎已經從根本上腐朽，趨於鬆散。僅靠儒家官僚的改良建議又怎麽可能修複帝國千瘡百孔的大壩。當帝國內部改良主義的建議被殘酷封殺之後，能夠等待的隻有社會革命的巨浪撲麵而來。洪水衝決，濁浪滔天，泥沙俱下，受害最深的依然是淪陷戰亂兵燹中水深火熱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