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佑樘生存的偶然性，被發現的偶然性，立為太子的偶然性，導致了失落王朝有了一個短暫的回光返照。他人生的多災多難養成了性格的成熟，處理政務的圓通，最終甚至延緩了皇朝沒落的時間表，鑄就了“弘治中興”18年的帝國輝煌，也算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皇帝典範。
對這位弘治皇帝，明史評價甚高，稱明代：
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製，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複，艱貞無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開國，姑可不論；仁、宣之治，國力強盛。至正統以後，外有瓦剌之擾，內有民變之憂，交困之勢，堪為疲敝。至成化朝，後宮幹政，宦官當道，朝臣多小人，似頹勢已定，而明孝宗登極之後，挽定局麵，清寧朝序，一時間內外無憂，後世史家稱之為“中興令主”[1]
明史修訂向稱嚴謹，清代順治二年（1645年）設立明史館，康熙十八年（1679年）開始撰修，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編撰完《明史稿》。第二年，張廷玉受召為總裁，於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前後曆經94年。這其中當然也有著清代統治者對於前朝皇帝貶低和對本朝的美化，因而不能作為嚴格意義上的信史來看。
明史所謂的“中興之世”，可以視作是大明帝國自正統以後開始由治到亂的下滑時期的小勃興，孝宗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隻是刮骨療傷般的治標舉措，而根本改變不了帝國病入膏肓的本質。下滑線從正德皇帝開始延至嘉靖、隆慶、萬曆一路走低，直至以後的天啟、崇禎朝繼續一落千裏般地迅速下滑。雖然其間有著張居正時代的小**，然而人亡政息，**以後複歸於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