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被占領後張岱遵製剃發，以明朝遺民自居。而身體發膚的變化，使得他的身份已經由明朝的世家子弟，變成了落魄新朝流浪者。生活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到中年的他已經為自己預先撰寫了《墓誌銘》，過去那個在前朝豪華富貴溫柔鄉中活蹦亂跳的公子哥兒已經死去，新朝荒山僻野中如同行屍走肉生存的遺民隻是在墓穴中苟活而已。他在《陶庵夢·憶自序》中說：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駴駴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蛇猛獸，驚愕窒不敢與接。自作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完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裝點語也，饑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顱，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粻，仇甘旨；以薦報床，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1]
我張岱自從國破家亡之後，已經無所歸宿了，隻能披散著頭發藏匿進深山老林中，如同野人一般，一些過去的朋友看見了，視若洪水猛獸，驚愕害怕得不敢與我接近。我也曾經自作挽詩，想去自殺以報國。然而我寫的《石匱書》尚未完稿，隻能苟且偷生於世上。然而，糧食常常告罄，不能開火，這時我才明白所謂的首陽山叔齊和伯夷兩個老頭是被餓死的，而不食周粟的說法，其實是後代為了美化他們編造出來的。饑餓之餘，隻好操弄筆墨，因為想到王、謝大家族的子弟們，過去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所以才有今天的報應。我頭戴竹笠，遮蓋著醜陋不堪的腦袋；穿著草鞋行走在已經淪陷的土地上有著一種完全異樣的感覺；而過去他頭插玉簪，腳蹬華麗的靴子，冬天穿著名貴的皮裘，夏天身披細布輕紗的袍褂，現在是補丁摞著補丁的粗麻布布，這大概就是過去追求皮裘輕軟過於享受華美服飾的報應吧；現在吃野菜代替了吃雞鴨魚肉，嚐粗糧代替了吃細米白麵，正是當年享受肥美得流油佳肴的報應吧；現在草席子替代了華美的雕花大床，粗糲的石頭替代了鬆軟的枕墊，正是對昔日溫馨安逸生活的報應；現在繩子拴著破門軸，瓦罐當成破屋的窗戶，是當年享受寬敞明亮華堂的報應；如今自己生火做飯煙熏火燎，挑糞種地忍受著大糞的臭氣熏鼻，正是對當年尋芳獵豔的報應；人生漫長的路途折磨著我的雙腳，肩頭沉重的負擔壓抑著我的雙肩，正是對我當年駕著駿馬乘著香車，帶著仆從擺著排場聲威顯赫穿過鬧市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