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庶出子到大學者的華麗變身
中國的科舉製度作為官僚體製通過考試取仕為朝廷選拔人才的一項製度，自隋唐創立以來在明代逐步完善，一直沿用到清末帝製的徹底覆滅。古代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是指以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孔孟學徒，通過科舉考試進入統治集團參與對於天下的管理。因而在讀書人心目中往往存有一份“以天為己任”的情懷和理念。讀書的目的就不僅僅在於增長學問，而在於“學得文武藝，售於帝王家”，從本質上上說就是參政、議政、執政、施政，最高境界就是成為最高統治者——帝王的老師，以借助天子之威，影響整個國家的政治大局。
於是儒家的個人修身養性就和政治緊密結合，不再僅僅是個人學術上的追求，而演變為統治集團施政的國家追求。個人已然如此，由讀書人所組織起來的社團更是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相結合，他們提出的政治主張就遠遠超出個人，企圖影響乃至操控整個朝廷的政治局麵，乃至於形成幹預政治，擾亂政治的強大社會勢力，成為朝野政治的反對派。這在中央集權強盛時期，就成為忌諱遭到強行鎮壓驅散，比如張居正秉政時期，開設民間書院的自由講學和公然結社都是不被允許的。清朝初期鑒於明朝覆亡的教訓，也嚴格禁止私人講學和結社議論政治。
明末禮崩樂壞，內憂外患，已經完全無暇顧及結社講學之風，結果形成了一個結社的**且漸之做大做強，竟然能夠左右朝廷的人事任免和大政方針的施行。這裏不能不談到一個往來雲泥之間的社團領袖，被稱為亂世攪局者的張溥及其麾下複社，前麵所提到的“明末四公子”皆為複社骨幹。
這些人職位不高，但是往往能夠操控輿論，又是站在儒家道德信條的至高點上成為臧否人物影響施政的正義標杆，有時甚至成為和帝製本身相抗衡的力量。如果說明末的東林黨僅僅是一些朝廷篤信儒教的“清流”不自覺的幫派，那麽延續到後期的複社等宗派就是有組織的社團，具備了現代政黨尤其是反對黨的雛形，在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力，從而直接影響到朝堂官員的任用和大政方針的製定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