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起家，宋朝皇帝一貫猜忌、防範和壓製武將。降及北宋晚期，宋徽宗更習慣於用宦官統兵。在統兵的童貫和譚稹敗事之餘，宋欽宗狃於積習，不聽宇文虛中勸告，仍命宦官節度使梁方平與武將何灌率二萬七千人馬，駐軍濬州，守衛黃河。[1]當梁方平等“燒橋而遁”，金軍渡河的消息傳來，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日，“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後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2]。領樞密院蔡攸根本不管軍事，親隨宋徽宗南逃。剛逃到開封不久的童貫，宋欽宗“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3]，並以親兵勝捷軍護衛。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的高俅，仍為殿司之長，卻也根本不管京城的殿司軍務，率軍隨行。另一盤踞東南的寵臣朱勔也“護衛扈從車駕”[4]，安排道君太上皇帝一行生活。梁方平後被處斬，[5]他成了宋朝最後一個統兵宦官。
宋欽宗作為亡國之君，人們往往將他與宋徽宗一概罵倒，其實大欠公允。宋欽宗簡直就未得其父的絲毫遺傳基因，李綱說“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決非虛美。後來金人向宋宮俘虜“詢宮中事”，在一代帝主淪為階下囚時，宋俘們仍然沒有奚落他，反而說：“少帝賢，務讀書，不邇聲色，受禪半載，無以備執事，乃立一妃、十夫人，廑三人得幸，自餘儉德不可舉數。”[6]他即位後，“自東宮時徙宮中，服禦器皿與夫府庫之積，聞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圖書居其半，緯帳無文繡之麗，幾榻無丹漆之飾”[7]。在正常情況下，宋欽宗倒是個標準的守成之主，其循規蹈矩，肯定遠勝於宋仁宗，而不會胡作非為。但他麵對複雜、險惡而多變的局勢，卻毫無措置能力。他的全部作為，就是來回搖擺於輕率的冒險主義和卑怯的投降主義之間，並且以後者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