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是一年一年地活著。工人是一年一年地過著。但作為一條規律，他們都是按周來進行工作的，當他們能夠並且能以他們接受的價格獲得訂單和工作時，他們便接受工作或訂單。在所謂繁榮時期，訂單和工作都很多；在所謂疲軟時期，訂單和工作都很稀少。
企業總是大宴不已或忍饑挨餓，而且總是不是好就是糟，雖然從未有過一段時期，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感到東西太多了—每個人都感到太舒服或太幸福了—但確定有這樣的時期，整個世界對貨物的極大需求和企業機器對工作的渴求，這兩者—需求和滿足這需求的工具—被金錢的障礙隔開了。生產和就業都是時好時壞的事情。不是穩定地前進，我們是一陣一陣地向前跳—剛才跑得太快了，現在又完全停了下來。當大量的人們要購買時，就出現了貨物短缺；當沒有人購買，據說就出現了生產過剩。我知道我們總是短缺貨物，但我不相信我們竟有過生產過剩。在特定的時期，我們也許有太多的錯誤產品，那不是生產過剩—那隻是沒有頭腦的亂生產。我們也同樣會有庫存很多但價格昂貴的物品，這也不是生產過剩—這不是糟糕的生產，就是糟糕的管理或糟糕的金融。難道企業的好壞是由命運獨裁的嗎？難道我們必須把這作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情況來接受嗎？企業的好或壞是我們的所作所為造成的。我們種植莊稼、開采礦藏、生產物品的唯一理由是，人們有糧食吃，有衣服可穿，有屋子可住，有可使用的物品。再不可能有別的理由了。但這一理由被迫退居其次，我們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服務的目的，而是為了掙錢—這一切是因為我們卷入了一套金融體係，這套體係中錢不再是用以交換的方便媒介，有時候反而成了交換的障礙，更多的時候是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