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她的名字叫作弗洛拉·特裏斯坦（Flora Tristan）[1]。蒲魯東（Proudhon）[2]曾稱讚她天賦異稟，而我對於這一點卻一無所知。既然這樣，那就姑且相信蒲魯東所說的吧。
外祖母推出了許多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東西，工人聯盟便是其中之一。工人們對此感激不盡，特意在波爾多（Bordeaux）公墓為她樹立了一座紀念碑。
外祖母極有可能不會做飯——一個社會主義女學者，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昂方坦神父（Père Enfantin）[3]和人們普遍認為，是她創辦了手工業行會（Compagnonnage）[4]，並創立了一種宗教，也即瑪帕（Mapa）宗教。據說，在這一宗教中，昂方坦是男神“瑪”，而外祖母則是女神“帕”。
在這些故事當中，究竟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構的，我無從知曉，我隻是把我認為有價值的信息全部告訴你們。1844年，外祖母與世長辭，很多組織都派代表前來護送她的靈柩。
不過，有一點我倒可以肯定，那就是弗洛拉·特裏斯坦是一位優雅高貴的女士。她是德博爾德—瓦爾莫爾（Desbordes-Valmore）夫人[5]的密友。我還了解到，她把自己的全部積蓄都拿出來支持工人事業，並不辭勞苦地四處奔走。她還曾長途跋涉，前去秘魯探望過她的叔父——唐·皮奧·德·特裏斯坦·德·莫斯科索［（Don Pio de Tristan de Moscoso），阿拉貢家族］。
她的女兒，也就是我的母親，從小在一所寄宿學校裏長大。這所學校名為巴斯坎（Bascans），是擁護共和派的。
我的父親克洛維斯· 高更（Clovis Gauguin），就是在那裏認識我母親的。當時，父親是一名政治記者，在梯也爾（Thiers）和阿爾芒·馬拉斯特（Armand Marrast）共同創辦的《國民報》（Le National）[6]供職。
在1848年的事件[7]發生之後（我是在1848年6月7日出生的），我的父親是否預見了1852年的政變[8]？我不知道。但不管預見與否，他都打定了移居利馬（Lima）[9]的主意，並打算在那裏創辦一份報紙。當時，這對年輕夫婦尚有一些積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