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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其著作《論空氣、水和環境》裏這樣寫道：“在人民不能獨立自主地生活，而被專製統治所支配的地方，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軍事力量，這樣的民族僅僅是在表麵上善戰罷了……因為一旦人們的靈魂遭到奴役，對於讓自己承擔風險去增強別人力量，他們顯然不樂意拋棄一切去執行這樣的任務。相比之下，獨立的人民是在為自己而非他人的利益冒險，因此他們願意並且渴望直麵危險，因為他們自己能享有勝利的獎賞。因此，製度的設計，對軍隊能夠展現出的勇氣來說意義重大。”
這才是戰爭勝利力量的根本源泉。美國曆史學家維克托·漢森認為：“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終結、日本社會的毀滅和軍國主義的名譽掃地，阻礙這個國家全麵接受西式議會民主及其一切伴生物的百年路障最終被搬開了。戰後引入的立憲政府帶來了土地的再分配、媒體自由、抗議自由、婦女解放。”在過去的世紀裏，嚴格的等級製度、個人對天皇神性的崇拜與完全服從，讓我們發現，最終決定日本政策的是一小部分軍國主義者的狂妄想法——他們既不需要日本人民的批準或者參考意見，也不需要告知日本人民。在這樣的製度下，人民的一切權利或許變得都不重要，很多時候，“一頭神牛會比一個人的生命重要；皇帝相比普通人就是不可侵犯的存在；一個人一生的目標或許就是為了一場宗教朝聖；在戰爭中，為了一個精神領袖，戰士們時常需要發起自殺性的衝鋒來證明忠誠；一名戰士還必須冒著他（她）的生命危險，隻為救出皇帝的相片……”
這種力量當然是強大的，卻又是相當脆弱的，一旦民眾覺醒，神性力量就會坍塌。不過，對沉浸在軍國主義的那部分日本人來說，在他們覺醒之前，不會認為在這場世界大戰中失敗的根源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下的神性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