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車的火車廂被太陽曬了一整天，又裝了不少人，裏麵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所以聶赫留朵夫沒有進車廂，依然站在車尾平台上。可是就在這裏也很氣悶，直到列車從房屋群中開出去，吹起穿堂風，聶赫留朵夫才張開整個胸膛吸了一口氣。“是的，是害死的。”他又把對姐姐說的話在心裏說了一遍。在他的腦海裏，從今天見到的種種景象之中特別真切地浮現出第二個死去的犯人那俊美的臉，以及那唇邊的笑意、額頭的嚴肅神情、剃光了的發了青的腦殼下麵那不大的、輪廓分明的耳朵。“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卻沒有人知道是誰把他害死的。可就是害死了。他也和所有的犯人一樣，是依照瑪斯連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來的。瑪斯連尼科夫不過是發一道很普通的指示，在印好的公文紙上胡亂地、草草地簽個名，當然無論如何也不會認為自己有責任。那個負責檢查犯人身體的監獄醫生更不會認為自己有責任。他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已經把病弱的挑出去，絕沒有料到天氣熱得這樣厲害，也沒有料到這樣遲才把他們押出來，而且又是這樣擠成一堆。典獄長呢？然而典獄長隻不過是執行命令，在某一天把若幹名苦役犯、流放犯，若幹名男的、若幹名女的，打發出去。押解官也不能負責，因為他的職責是根據名冊在某地接收若幹犯人，然後到某地把若幹犯人交出去。他照例依照命令押著一批犯人上路，怎麽也沒有料到，像聶赫留朵夫見過的兩個那樣強壯的人，竟然經不住折騰而死去。誰也沒有責任，可是人卻被害死了，而且歸根究底就是這些對這種死沒有責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聶赫留朵夫想，“是因為所有這些人，如省長、典獄長、警官、警察，都認為世界上有這樣的現狀，在這樣的現狀下，不必拿人當人。要知道，所有這些人，瑪斯連尼科夫也好，典獄長也好，押解官也好，如果他們不當省長、典獄長和軍官，他們會反複考慮二十次，在這樣的大熱天能不能打發人走，而且是像那樣擠著走，即使走，也會中途休息二十次，看見有人支持不住，氣喘籲籲，會把他從人群裏帶出來，讓他到陰涼裏去，給他一點兒水喝，讓他休息休息，如果出了不幸的事，會表示同情。他們所以沒有這樣做，甚至也不讓別人這樣做，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把人看作人，他們看到的不是他們應當對人負的責任，而是官職和官職上的要求，他們把官職和官職上的要求看得高於人與人關係的要求。問題全在這裏。”聶赫留朵夫想，“如果可以承認有什麽東西比愛人之心更重要，哪怕隻承認一小時，隻是在某種特定的場合承認，那就沒有什麽害人的罪行幹不出來，因為不認為自己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