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眼裏，後生蘇軾是一介文人，在政治上尚不足以指手畫腳。
然而，蘇軾有自己的基層體驗。在鳳翔任職簽判的三年裏，他曾跑遍鳳翔的每一個縣衙，每一處村落。在老家眉山丁憂時，他對維係生活世界的風俗與道德，做了大量細致的考察，進而得出結論：風俗之厚，道德之淳，對國家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風俗、道德和民心，乃是國家的柔性實力。社會“禮崩樂壞”，道德淪喪，弱肉強食，勢利風行，老百姓的生活失去安全感和方向感，惶惶不可終日，國家又怎麽能夠長期富強？
蘇軾以民為本，王安石以國為本，二者矛盾了。
蘇軾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處處反對大官，弄得大官非常頭疼。俗話說人微言輕，蘇軾卻是典型的官小聲音大。這裏有三個原因：一是他與歐陽修、範鎮、富弼等朝廷重臣往來密切；二是他語言功夫超一流，極富煽動性；三是他能直接給皇帝寫信，前後兩封長信《上皇帝書》和《再上皇帝書》，言辭異常激烈，充滿了火藥味兒。
蘇軾敢於做鬥牛士，狠鬥牛形人王安石。他講究鬥爭的策略，瞄準進言的時機，是個身形優美而瀟灑的鬥牛士。
有一天，神宗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見他，問以國策。他一點兒不客氣，當麵批評神宗：“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神宗聽了很不舒服，卻好歹忍住了，溫和地說：“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閣館，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皇帝的單獨召見，令蘇軾興奮不已，逢人便講。王安石聽到了，頓時心下不悅，吃飯摔筷子，喝茶吹胡子……
神宗是個奇怪的年輕人，一麵大權獨攬，一麵又想傾聽大臣們的意見。畢竟變法事關重大，他和唐憲宗一樣，想做中興之主，重啟國運。他有重用蘇軾的念頭，於是征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明確表態：不可。神宗隻好作罷。龍椅上的年輕皇帝，正是重用王安石變法的關鍵時刻，不得不對“拗相公”言聽計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