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通判杭州，既要題詩，又要問事，兩者都給他種下了禍根。
那時，國家處於因劇變而引發的動**之中，蘇軾緊張關注著，對於北麵來的京都客，他如何能不詢問？西湖風光如此之美，他若不動情題詩，他還是蘇軾嗎？
文同所擔心的這兩點，恰好是蘇軾生命中兩個最大的噴發點。與之相比，仕途算什麽？若要理解蘇軾其人，理解他猶如巍巍昆侖般偉大的生命，這是關鍵之處。他入仕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為國家做實事，為百姓謀生存，為實現致君堯舜的理想。如果要拿理想換取仕途通暢，蘇軾這樣的人辦不到。
在中國文化史上，從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屈原、陶淵明等，再到此時的蘇軾，一連串光輝的名字，呈現出清晰的“文化基因鏈”。在破解人類精神、文化的基因圖譜上，其功之偉，何嚐低於破解生理性的圖譜？
蘇軾堅持士人的理想，此時未曾動搖，一生更不曾改變。他到杭州任通判，並沒有過上閑散官人的生活，依然心懷天下，為民操勞。
當時通判一般都狡猾，充分利用朝廷給的模糊身份以掣肘知州。《水滸傳》裏有個黃通判就相當典型，將左右逢源之術發揮得淋漓盡致。不過蘇軾這個人，學弄權顯然困難，當然他也不屑於弄權，而是盡量配合知州的安排。
杭州知州沈立，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官，蘇軾和他分工明確，似乎沒什麽不愉快。二人盡量在實施新法的過程中減少流弊。當時的地方官，執行朝廷的命令是有彈性的。像歐陽修知青州軍事，便在他的管轄範圍內公開抵製新法。歐陽修是三朝元老，在朝野享有盛名，神宗皇帝也敬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對老師，還得畢恭畢敬。所以，歐陽修的“特立獨行”，朝野無人敢製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