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從上文得出結論，認為卞福汝主教是個“有哲學頭腦的主教”，或者是個“愛國的神甫”，那就很可能錯了。他同那個國民公會代表的會麵，甚至可以說是結合，給他留下了一種詫異，使他變得更加和善。僅此而已。
卞福汝主教絕不是個搞政治的人，盡管如此，在這裏也許應當簡短地指出，在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過要抱有一種態度，那麽究竟是什麽態度。
不妨回顧一下幾年前的情況：
米裏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幾個主教同時被皇帝封為男爵。眾所周知，教皇是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被拘捕的：為此，拿破侖召開了法蘭西和意大利主教聯席會議，也讓米裏哀先生參加了。聯席會議於1811年6月15日在巴黎聖母院召開，首次會議由斐許紅衣主教主持；包括米裏哀先生在內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過，他隻參加了一次大會和三四次專題討論會。他是山區的一位主教，過慣了簡陋貧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達官貴人中間，似乎帶去了改變會議氣氛的見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問他為何來去匆匆，他回答說：“我妨礙了他們。我帶給了他們外麵的空氣。我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一扇敞開的門。”
另外一次，他說道：“有什麽辦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貴戚，而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農村主教。”
他的確討人嫌，說話做事都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個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脫口講出這樣的話：“如此漂亮的座鍾!如此華麗的地毯!如此漂亮的號服!這些東西一定很煩人。我可不願意讓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終日在我耳邊嚷：有人在挨餓!有人在受凍!還有窮人!還有窮人!”
順便說一句，仇視豪華的物品並不見得明智。這種仇視隱含著對藝術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