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譯編和出版西書規模的擴大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強對中國的文化輸入明顯加強，在強行設立其文化傳播機構和向中國注入資本主義文化內容的同時，又導致中國傳統的文化機構、文化內容和文化人發生變異，促使中國的人文社會由原先的單一傳統結構轉變為新舊兼有的二元結構，不僅使中國文化和文化人向半殖民地化和買辦化轉變，也使中國傳統人文社會發生分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外國教會便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傳教的權利，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這一權利又獲得了關鍵性的擴展。一是把外國教會的傳教範圍從通商口岸擴大到內地。清廷與各國簽訂的《天津條約》均有這一規定，如與法國簽訂的條約中規定：凡“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二是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購置地產。1860年在北京簽訂的中法《續增條約》規定：中國各地方政府不僅應按照1846年道光皇帝的上諭，將康熙年間禁教中所充公的“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而且今後“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置田地，建造自便”。1865年，總理衙門又照會法國公使，正式承認：“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買田地、房屋”可以自由行之。這些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所取得的特權，其他國家的其他教會均同樣適用。這些特權不僅使外國教會的傳教活動獲得了必要的法律條件和物質條件，而且為他們的文化侵華活動打開了方便之門。於是，來華傳教的各國傳教士迅速增加，從1858年時的53人增至19世紀末的900餘人，增加了16倍。他們夥同其他來華外國人，在傳播外國宗教和進行政治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把西方文化日益擴大地傳入中國，並為此設立各種文化傳播機構，將西方的資本主義人文社會模式楔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