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等人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時間恰是1895年春中國民族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不過，如果從思想史的立場去探討，他們的思想追尋卻要早得多。
一 康有為的學術傳承
康有為（1858-1927），初名祖詒，字廣夏，號長素，又號更生，一作更甡。廣東南海人，故學者稱他“南海先生”。康氏的先人為廣東名族，世以理學傳家。康有為的祖父康讚修是廣東地區有名的儒家學者，因此康有為比較早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影響，當然主要是程朱一係的理學思想影響。
1876年（光緒二年），19歲的康有為拜嶺南著名學者朱次琦為師，從此逐步放棄先前所接受的程朱理學，逐漸厭棄在故紙堆中討生活的考據之學，轉而對與程朱理學相反對的陸王心學發生濃厚的興趣。
朱次琦（1807-1881），號稚圭，字子襄。廣東南海九江堡人，故人稱“朱九江”或“九江先生”。朱次琦為道光年間的進士，博覽群書，學術造詣精深博大，對嶺南學術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朱次琦為學的基本宗旨是宋明理學，強調以程朱理學為學術的骨幹與根基，但同時也不廢陸王心學，以為陸王心學所論也有程朱理學家所不及的地方。於是他主張以程朱理學為主，兼采陸王心學，融合漢宋之長，而探源於孔子，從而形成以“濟世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為主要特征的學術思想體係。就學術的敏銳度而言，朱次琦較早地看到了當時最為流行的乾嘉漢學的內在不足和問題，故而主張漢宋兼容並重。
康有為追隨朱次琦究心於中國傳統舊學的第三年，即1878年，他的知識已有很大的長進，儒家典籍、先秦諸子、漢宋以來的重要著作，康有為都曾係統閱讀，許多重要的典籍甚至能夠出口成誦。不過隨著知識的積累，康有為開始與乃師朱九江的學術見解發生分歧，最突出的分歧發生在對韓愈的看法上。朱九江素來推崇韓愈的文章，而康有為卻覺得韓愈道術淺薄，以致宋明以來的文章大家受其影響，皆徒有虛名，探其實際，皆空疏無有。所謂韓愈文章，不過為文工於抑揚頓挫，便於朗讀，但能言耳，於道無益，於中國文化的積累，於儒家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實際上都沒有多少用處。即便是被稱為千古名篇的《原道》，如果仔細分析，也是浪得大名，極為膚淺。康有為開始懷疑以全副精力埋首於故紙堆“汩其靈明”的實際意義，開始反省考據學大家，如戴震等人的學術“究複何用”。於是他逐漸厭棄故紙堆的生活，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靜坐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