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案頭上，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公車上書注定失敗的那一天，即1895年5月3日，康有為卻實現了自己多年來為之奮鬥的理想，榮登龍門，成了新科進士。5月5日，康有為被引見，授工部主事。
一 維新運動的發動
獲取功名原本是康有為多年來的願望，但當他真的獲得了功名之後，他卻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基本不太看重這一功名。這個外部環境，一是民族危機的日趨加深，使他不能再像他的前輩們那樣隻能從書齋中討生活，或者隻在官場中周旋；二是通過公車上書以及前幾年的機緣際會，康有為也不是一個普通的隻會讀書的進士、文人，他不僅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在京師知識分子層享有很高的名聲，而且在朝廷大臣中也有了相當的背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就對康有為非常賞識。有了這些背景和資本，康有為當然不再看上那個工部主事的職務，他以自知非吏才為借口，甘願放棄官方的職務，安心於以民間的身份繼續他的變法維新活動。
康有為繼續留在北京，觀察形勢的發展。5月8日，中日《馬關條約》的換約儀式如期舉行。同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電李鴻章，表示日本政府願意接受德國、俄國和法國三國的建議，可以考慮放棄遼東半島，具體細節容後再商量。5月22日，日軍退出奉天、鞍山。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借款談判也已經有了眉目。所有這些，都使得一部分官僚覺得中國在甲午戰爭後的危機即將成為過去，“和議既定，肉食袞袞，舉若無事”，相信中國還將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即便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為中國積弱至此，是天運使然，無可如何，徒歎息悲傷而已。朝野上下彌漫著濃厚的苟且氛圍。
這種苟且偷安的氣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為。他認為，先事不圖，臨事無益，亡羊補牢，猶未為遲。中國不能再這樣渾渾噩噩地度日，而應該汲取甲午戰敗的教訓，速圖自強，中國還是可以救亡圖存、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康有為取公車聯銜之書，就其下篇專言變法的內容加以引申，並詳及用人行政之本，於1895年5月29日第三次通過都察院上書光緒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