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些反對者批評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方案比較多地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體製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些反對者相信，如果真的按照康有為的方案去進行改革，那麽中國的未來可能不是“自強”，而是“他強”，實現了西方列強用武力威脅而沒有達到的目的。於是另外一種改革方案也在醞釀之中，這就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維新方案。
張之洞在很大程度上讚成康有為等人關於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設想，但在中國應該怎樣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以及怎樣看待西方近代思想資源和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對未來政治發展的作用方麵存在著差異，這是他撰述《勸學篇》的主要動機。特別是康有為等新派政治人物逐步受到光緒皇帝的信任之後，張之洞的這種著述願望更加強烈。據張之洞當時的主要助手之一辜鴻銘的回憶，張之洞在有限的直接了解中，原先對康有為、梁啟超的個人印象都比較好。但張的幕府中的一些人，特別是辜鴻銘本人，通過與康有為等人更多的接觸，開始忠告張之洞不要與康、梁等人過於密切，尤其是康有為，他的個人人品可能並不像他自己所說或原先所認識的那樣高尚，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康有為人品鄙劣，計劃虛誇不實”；辜鴻銘還把“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這句西方名言盡可能準確地翻譯介紹給張之洞，期待張之洞能夠主動地與康、梁等人疏遠。然而，張之洞並沒有聽從辜鴻銘的勸告，反而責怪具有很深西方背景的辜鴻銘不懂中國政治。
隨著1897年底和1898年初新的外交危機的爆發，康有為在京城利用這一新的外交危機發起成立保國會，並隨之向清政府最高領導層提出一係列政治改革的方案，而且受到了以光緒皇帝為代表的清廷內部開明派的歡迎。張之洞的幕僚們肯定認真研究了這些方案，他們的結論是：如果按照康有為的這些方案去進行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必將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難，康有為的方案隻是一百年前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主義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