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八旗和綠營正規軍的潰敗，鹹豐帝於1853年初下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組織地方武裝。湖南在籍侍郎曾國藩所組建的湘軍，在所有地方武裝中最為典型、最具成效。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1852年前，曾任四川鄉試正考官、翰林院傳講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並曆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1853年初，他因母喪在籍，受命幫辦團練。他以羅澤南、王錱的湘勇為基礎，“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打破了辦團練不能脫離鄉土，不能取代正規軍的束縛，組建了一支不同於綠營的新軍——湘軍，在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中脫穎而出，從而成為清王朝維係其統治的重要支柱。但在1856年太平天國發生內亂之前，湘軍的戰績是勝少敗多。1856年的“天京事變”，不僅使曾國藩和湘軍擺脫了覆滅的命運，而且使其得以日漸壯大，終於成為太平軍最為凶惡的死敵。
一 湖南社會與地主士紳
湖南是多民族雜居的地區，山區麵積幾占全省總麵積的一半。先進的中原文化雖然早經傳入，但真正普及已是遲至明代。明清之際，湖南又遭到近半個世紀的戰亂破壞，直到吳三桂叛亂平定後，“上抵辰州，下至龍陽，慘毒異常，數百裏人煙俱絕。曆二十年，陸續得歸者，十僅二、三。”清初，湖南仍是經濟文化較為落後的地區。統治者自己也往往將其視為化外，認為“湖南地鄰苗崮，罔識禮義綱常，幸賴天朝德化”。正因如此，清初湖南仍因襲明製，設偏沅巡撫。直至雍正初年，省的建製才最終確定下來。
經過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休養生息，湖南的經濟文化有了長足的發展。洞庭湖沿湖地區，每年均有巨量稻米外銷，甚至祁陽這樣的丘陵地帶，每年外銷稻米也多達10餘萬石。經濟作物如茶葉，僅安化一縣，道光時每年的產值亦將近百萬。工礦業在當時雖不占社會經濟主要地位，但桂陽州之砂銅、渣銅年產量已達三十六七萬斤，黑白鉛年產量亦近40萬斤。湖南的煤產量為數亦巨，且大量銷往外省。隨著農、林、工、礦各業的發展，湖南的文化也逐步發展，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也有所增強。如進士中額，乾隆朝60年，共27榜，每榜5人左右；嘉道55年，也是27榜，每榜平均多至8人，增加十分顯著。學者、作家也多了起來，正如王闓運所說，“嘉道以後，才彥輩出，始洗蠻風”。為官出仕者，特別是高級官員的人數，也有顯著的增加。湖南籍人士官至巡撫、侍郎以上者，順治至乾隆凡150餘年，不到10人；而道光朝30年，官至督撫者已有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