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中法《天津條約》訂立後，從1858年7月5日（鹹豐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開始，英、法等國艦隻陸續開行，至次日，全數退出大沽海口外。因中英《天津條約》第26款規定：“前在江寧立約第十條內定進、出口各貨稅，彼時綜算稅餉多寡，均以價值為率，每價百兩，征稅五兩，大概核計，以為公當。旋因條內載列各貨種式，多有價值漸減，而稅餉定額不改，以致原定權平稅則，今已較重，擬將舊則重修，允定此次立約加用印信之後，奏明欽派戶部大員，即日前赴上海，會同英員，迅速商奪，俾俟本約奉到朱批，即可按照新章迅行措辦。”因此，7月15日，清政府派桂良、花沙納等前往上海，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與英、法會議通商稅則。在桂良等未到以前，則由江蘇布政使薛煥先與英國代表接觸，“將零星細款，分晰進口出口，比較舊例，逐條查議”。
一 中外上海會議修改稅則
桂良等陛辭之前，鹹豐帝密諭他們“內定辦法”，至滬後，“為一勞永逸之計”，務必設法將中外《天津條約》中規定之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外國人內地自由遊曆以及賠繳兵費後才交還廣州等項條款取消，同時允準桂良以今後全免關稅作為交換條件向英、法等使提出。10月3日，桂良一行抵達上海。第二天，其即照會英、法、美、俄四使，約期會商稅則事宜。交涉之始，英國專使額爾金即因新任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宗漢支持廣州人民抗英、“懸賞”購英國領事巴夏禮首級事向桂良等提出抗議，聲稱廣東之事未決前，不便別議事務。桂良等因恐與英、法決裂，遂於10月9日奏請“示諭各口商民人等，知中外各國永敦和好，一麵飛谘兩廣督臣黃宗漢，一體示諭地方商民，俾知天津業經議和”，令其傳飭地方，“暫且停兵”。英使複於10月11日提出照會，要求將黃宗漢撤換。桂良、花沙納迫於英使壓力，隻得具奏參劾黃宗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