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官府的貪鄙無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下層社會的**與活躍。盡管中國傳統時代的社會組織從宏觀上說相當穩定，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始終存在。不僅地主與農民之間已不存在什麽不可逾越的鴻溝，就連所謂天潢貴胄的帝王之後也不能世代保持其貴族身份與地位不變。為人們所熟知的一個典型，就是三國時代的風雲人物劉備。史籍明載劉備為中山靖王劉勝之後，論起輩分，還是漢獻帝的叔叔，但他本來的身份僅是布衣，“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實際上已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戰國時代的孟子說過：“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表明這位一代宗師以哲人的銳敏最早注意到這種社會流動的現象。唐人劉禹錫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則以美文學的詩句揭示了門閥貴族不過是曆史的短暫插曲。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西遊記》中孫悟空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更以農民造反者的快人快語道出了居於社會下層的人們對至高無上的皇權以及將相之位的覬覦，當然同樣也反映了他們對上層社會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與其相應的是，作為社會下層群眾的集合體的各種民間宗教組織和其他結社組織，也始終在滋生和發育著。到了清代，主要是在18世紀中葉以後，隨著人口的空前增長，被現代學者稱作“秘密社會”的各種教門、會黨組織日益活躍起來。所謂秘密社會，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和教義，按照較為嚴格的秘密儀規從事特殊的宗教、社會和政治活動的秘密團體。但在本質上，秘密社會始終是作為被拋向社會底層的人們的自救互助性組織而存在，代表和反映了這些現存社會秩序造反者的利益、願望和信仰。乾隆中期以後，中國日漸減緩的經濟發展與緩慢而不斷增長的人口之間的矛盾漸趨突出。城鄉大量存在的所謂遊惰人口，以及農村中為數眾多的處於破產邊緣的貧苦農民，成了秘密社會孳生的最好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