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族官員的崛起與湘淮洋務集團的形成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清廷為鎮壓起義被迫起用大批漢族官員，使一大批漢人官僚相繼興起。太平天國起義以前，督、撫多由滿族官員擔任。太平天國起義以後，漢族官員勢力急劇膨脹，擔任總督和巡撫者逐漸增多，其所占的比例，到太平天國被鎮壓時已大大超過滿族官員。1864年時，清朝的10名總督中漢人占9名，15名巡撫則全部由漢人擔任。從1861年到1890年之間，清廷任命的44位總督中，漢人占34位；挑選來擔任巡撫的117人中，漢人占104人。可見，晚清的地方政權，已基本操在漢人官員之手，“朝廷僅具一空洞之軀殼，不啻告朔餼羊而已”。
隨著漢族官員勢力的增長，清政府原有的政治格局發生很大的變化。這種政治格局的變化，一方麵表現為清朝中央集權的衰落和滿漢統治者平分政權的新態勢，沉寂已久的漢民族主義意識日益醒悟，漢族官僚與清王朝的分離趨向逐漸擴大，使一些漢族官員意識到清王朝的統治已進入窮途末路。對此，曾國藩的幕僚及親信趙烈文在1867年（同治六年）就已曾轉述曾國藩的話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另一方麵更直接的表現則是出現了洋務派。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首的漢族官員在使用洋槍洋炮與太平軍作戰中，在同外國勢力的接觸中，既認識到西方武器的先進，也感受到外國列強的威脅，思想上受到極大震動，產生了危機感和仿效意識。1860年，曾國藩在答複朝廷關於借洋助剿及采米運津的奏折中指出：“如能將此兩事妥為經畫，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1861年，總理衙門奏請朝廷購買外國輪船和大炮，曾國藩視之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認為“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所恃”，並建議“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如此，“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他在攻破太平軍所占領的安慶之後，隨即在那裏設立了內軍械所，開始試造新式輪船和槍炮。1862年，他寫信給李鴻章，提出：“以忠剛攝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竊製器之術，國恥足興。”從此，曾國藩與李鴻章聯手，發起了以學習外國製造機器技術仿造武器為主要內容、以自強雪恥為基本宗旨的洋務運動，洋務派亦由此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