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隨同法國侵略軍一起進入天津，充當法軍的翻譯，參與《北京條約》的談判。1861年北京北堂的本堂神甫衛儒梅到來天津主持傳教，法國領事強迫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將三岔河口北岸的望海樓讓給天主教會。1862年天主教會又取得與望海樓毗連的崇禧觀的永租權，望海樓則作為法國領事館。望海樓曾作為皇帝行宮，崇禧觀也是著名寺院，被法國領事和教會強占，嚴重傷害了天津官紳士民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1864年天主教會又在與望海樓隔岸相望的小洋貨街修建了仁慈堂、醫院、施診所、修女住宅及一座小教堂。1866年法國神甫謝福音主持天津教務後，為了獲得更多的歐洲捐助的傳教經費，吸引更多的百姓入教，便鼓勵仁慈堂、醫院大量收容嬰兒、病人。1869年又開始在崇禧觀舊址修建大型教堂，即望海樓教堂。
1870年入夏以來，天津傳染病流行。仁慈堂收容的兒童病死較多，夜間抬至河東義塚草草掩埋。6月4日，幼孩兒屍體被野狗扒出，引起民眾圍觀，“有謂天主教挖眼剖心者”。接著又拿獲拐犯兩人，供認用藥迷拐幼孩，經官府訊明正法。天津知府張光藻貼出告示稱：“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挖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暗示教堂難免沒有“挖眼剖心”之事，這更激起民間的反教情緒。6月18日，又拿獲拐犯武蘭珍，供稱受教民王三指使，以藥迷拐幼孩，拐一人給洋銀5元，夜間便宿於教堂。此供傳出，輿論嘩然。從6月5日以來，民眾不時成群結隊地聚集在教堂附近，發表憤激的議論，要求仁慈堂釋放幼孩。修女害怕由此引發暴力行動，同意民眾選出5位代表入內檢查，當選出的代表進入仁慈堂內時，法國領事豐大業趕來阻止，出言不遜地把代表攆出堂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