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政府禁煙
鴉片貿易給英國殖民者帶來了超額的利潤，給中國卻帶來了極大的災害。鴉片煙毒在中國大地上泛濫，不僅給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也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消耗，對清王朝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清政府從18世紀初葉起，便開始推行禁煙政策。
早在1729年，雍正帝便頒布了第一道禁煙令，對“興販鴉片煙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若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裏。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從雍正皇帝的這道禁煙令來看，對於販賣、開館者及相關責任者，所處刑罰並不算輕。但是，這道禁煙令有一個重大的漏洞，即隻禁鴉片煙，不禁鴉片；隻禁販賣設館，不禁吸食、進口鴉斤，因此根本不能從源頭上禁絕煙毒之源，也很難起到實質性的禁煙作用。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道禁煙令的頒發，也明確地顯示清政府當局早就意識到鴉片煙毒的危害，並在清代前期即已確立了禁煙政策。
乾隆時期，清政府的禁煙政策依然是隻禁鴉片煙，不禁鴉片進口。在當時的海關則例中的藥材項下，仍訂有鴉片稅率。如1753年（乾隆十八年）的《關冊》中規定：每擔鴉片應納銀三兩，1755年的稅則則規定鴉片一斤，“估價五錢”。由於禁煙政策上的矛盾與漏洞，為鴉片輸入打開了方便之門。1767年，鴉片輸入突破1000箱，1786年突破2000箱，1790年又超過4000箱。在當時，“鴉片像英國的哆羅呢和印度的棉花一樣，是進口船中的貨載，公開地交易，並且用同樣的方法經過船隻的保商即公行的一個會員出售的。”結果便是，“內地嗜食者漸眾，販運者積歲而多”，鴉片售價也越來越高。乾隆帝雖於1780年曾經采取過嚴厲的禁煙措施，但仍沒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