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當然應該有責任感，但是如何評判作家的責任感則值得好好研究。
我覺得分析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主張，不應該以他在某一個會上說過某一句話作為標準，而應該看他全部作品。甚至即使他說自己不考慮社會責任感，照樣可能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不能從簡單的一句話中看待一個作家的整個創作主張和整個人生態度。
比如阿城說過他寫小說就是為了滿足自我，對這樣一句話可以作各種引申，可以引申出他沒有責任感，也可以引申出他有很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就要看他的作品到底反映了些什麽。
一個作家的作品，一旦發表出來就成為一種社會事實，就會產生社會影響。你的作品寫成後，鎖在抽屜裏是屬於自己的，發表出來就成了社會現象，當然也就會對讀者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發表前你也許不能完全準確估計到，但是大體上還是一個估計的。
現在對於責任感的理解可能有兩種，一種所謂的責任感就是古代的“代聖賢立言”，也就是說別人的話，說別人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替別人說話。這就是揣摩上意，發意稱旨，就是皇上嘴裏還沒有出來呢，我就琢磨著他要說什麽。還有一種責任感，是作家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感受，是出自自己真誠的思索。我讚成後一種責任感。
一個作品產生的社會效果，往往不是出自作家的主觀意識，而是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像抗日戰爭中，沒有“白毛女”也會出現別的戲，鼓勵大家參軍打鬼子去，因為當時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所以我覺得，應當研究一部重要作品到底是怎樣產生作用的，產生了什麽作用。作家的責任感應該是獨特的，與其他人有所不同。我最近讀了巴西總統寫的一首詩，寫的是漁民出海時親人等他的心情。詩寫得很好。我覺得他雖然是總統，但是寫詩的時候不是總統，是詩人，是用詩人的眼睛看待世界，表達自己的感受。他當總統時是總統，不當總統時是詩人，不能用當總統的責任感寫詩，也不能用寫詩的辦法治理國家。兩者不是一回事。作家的責任感是在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而不應該遊離於作品之外。你在寫作時，所要考慮的就是把作品寫好，不可能先想你該有怎樣的社會責任感，這樣的作品很難成功。我曾經問過一個空軍飛行員，上天的時候是不是想到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他說我不能想，我一想就要被敵人打下來了。我隻能想怎樣瞄準對手，把他打下來。寫小說也是一樣，如寫不好，就像飛機駕駛員就要被揍下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