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作坊裏的工作並不複雜：早上，當大家還在睡覺時，我就應該給師傅們把茶炊準備好，這樣，當他們在廚房喝茶時，我和帕維爾便來收拾作坊，把調顏料用的蛋黃和蛋清分開，然後再到店鋪裏去。晚上，我得磨顏料，“觀摩”手藝。起初，我對“觀摩”懷有很大的興趣，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幾乎所有從事這種雞零狗碎工作的人都不喜歡這個工種，覺得枯燥乏味，苦不堪言。
晚上有空時，我常給他們講我在輪船上的生活，講我從書上看來的各種故事，這樣，不知不覺間，我在作坊裏的地位便有點與眾不同——我成了一個講故事能手和詩歌朗誦者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這些人，都沒有我見多識廣。他們幾乎每個人從小就被關在這個狹小的作坊裏，從此便一直待在裏麵。全作坊隻有日哈列夫一個人到過莫斯科，一談起莫斯科，他總是意味深長地皺著眉頭說：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在那裏可得處處當心！”
其他所有的人隻到過舒雅和弗拉基米爾；他們說起喀山時，問我：
“那兒俄羅斯人多嗎？有教堂嗎？”
對於他們來說，彼爾姆就在西伯利亞[223]。他們不相信西伯利亞是在烏拉爾以東。
“烏拉爾的梭鱸魚和鱘魚不就是從裏海那邊運過來的嗎？由此可見，烏拉爾是在海上！”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是在嘲笑我，因為他們堅持認為英國位於大洋的彼岸，波拿巴[224]出身於卡盧加省[225]的貴族。當我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講給他們聽時，他們都不大相信我的話，但他們卻喜歡聽那些嚇人的童話和情節曲折的故事。就連那些上了歲數的人，也覺得編的故事比真人真事聽起來還過癮。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離奇，越不可思議，幻想、虛構的成分越多，人們就越愛聽。一般說來，他們對現實的生活不感興趣，大家都在幻想未來，不願正視眼前的貧困和醜惡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