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雲：“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①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②。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③
【注釋】
①出自南北朝《子夜歌》：“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
②見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平則鳴。草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苦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③見韓愈《荊譚倡和詩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誌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賞析】
這是創作的一種潛在心理動機。其較早的理論源頭乃是西漢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認為文學創作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後來又有北宋歐陽修的“窮而後工”，此“窮”乃“窮達”之“窮”，歐陽修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以其“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故能“寫人情之難言”，因此“窮者而後工”，且“愈窮則愈工”。至於唐代韓愈又有“不平則鳴”。
這些與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將創作動機歸為“本我”遭受壓抑、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將創作動機歸為生命力受到壓抑而產生的苦悶，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類理論有三重內涵。其一，“不平則要鳴”，胸中憂思感憤，有所鬱積，則要出乎口而為聲為言，如若抑而不發，一則會導向不健全不健康的人格，一則心中的苦悶之情得不到理性的反思，因為訴諸筆下本就要經過一個理性提煉的過程。其二，因“窮”而“作”，則作品更有審美價值，因為這樣的作品中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尤其是慘痛的生命經驗以及對人生的思考，所以具有更強大的悲劇感染力、震撼力，從而引發更強烈的共鳴。其三，創作能幫助創作主體超越“窮”，因為創作是一種發泄、一種寄托，是一種思考、一種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