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簡單地了解一下中國古代讀書人的閱讀書目，就會發現，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而讀書，《周易》大概都是必讀書目，《周易》在傳統讀書人心中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
我們都知道，《周易》有“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美稱，它是如何獲得這種特殊地位的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部分，即《周易》的經典化以及《周易》特殊地位的確定。這兩個問題都和儒家經典在中國傳統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關，經學傳統的確立是這個過程完成的最終標誌，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殊性得以確立的基礎。
《周易》經典化的過程，與春秋戰國之際整個思想界的變革，尤其是六經（五經）的形成密切相關。從傳世文獻的角度來看，這個經典係統在《莊子·天下》中已經比較成熟了：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這裏很明顯地提到了六經的名字，以及它們各自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種說法裏，六經在整個傳統中是具有經典性地位的，因為它們“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涵蓋了天地萬物以及其間的道理，是古人生活經驗的總結、生活智慧的概括。從產生的時間來看，《天下》篇的創作時間不會晚於戰國晚期，《莊子》的另外一處也提到過六經的名稱，“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莊子·天運》）。也就是說，在戰國時代，六經的概念已經確定，並且得到了認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