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的興起與唐代以來中國思想和社會的基本事實有密切關係。簡而言之，儒學在漢代確立的獨尊地位因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變革，已不複存在。佛、道兩教（尤其是佛教），給儒學帶來了非常大的衝擊，這種衝擊在北宋中期王安石的論述裏有明顯涉及。
荊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為無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峰、岩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幾賞之曰：“至哉，此論也！”（釋誌磐《佛祖統紀》）
王安石跟張方平說孟子之後就沒有純正的儒家了，張方平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說孟子之後是有人的，而且這些人甚至是超過孟子的。王安石就馬上問他說的是哪些人，而張方平回答的都是些中晚唐以來的禪宗高僧。為何如此？“儒門淡薄，收拾不住。”這是張方平給出的最有力也最直接的解釋，這恰恰很好地描述了中晚唐社會儒門淡薄的基本狀況。因為收拾不住人心，所以唐代出名的儒家人物很少，唐代名人不是佛教就是道家的。家喻戶曉的李白是道家的，王維、白居易則信奉佛教，可見儒門的淡薄，確實是唐代的基本社會和思想狀況中一個難以回避的事實。所以，從上麵這段宋人的對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因為佛教的興盛和強大，儒家喪失了此前的地位。這種狀況引起了儒家學者的憂慮，於是就有了儒家的複興運動。
所以，儒學複興運動的誕生就是為了應對佛教的挑戰，那麽，佛教所帶來的挑戰有哪些方麵？當時學者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佛教極其完善的製度。
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於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於其流亦有派別焉。為之師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授說。（沈亞之《送洪遜師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