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二教在心性論、宇宙論、本體論等方麵的完善和精致，給儒家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和挑戰。作為應對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的挑戰而出現的新的儒學形式，理學實際上是在堅持儒家基本價值立場的基礎上，在上述幾個層麵實現重構，從而贏得複興發展。當然，不同的理學流派重構的思路和思想資源並不一致，由此呈現出宋代以來理學精彩紛呈的發展。
理學是一種思辨化的儒學，這是其理論形式的特征。前文我們曾論及宗密對儒家的批判，認為儒家的義理是十分粗糙的，甚至連小乘佛教的境界都達不到，這主要是從思辨層麵對儒學提出的挑戰。儒家作為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從誕生開始，更多關注的是現實，強調在人的道德踐履中完善自我人格，所以對於超越的“性與天道”的問題，孔子那裏是很少涉及的。而漢代以來的儒學，尤其是在它成為官學之後，關注的更多的是如何作為一種完善的政治製度，更有效地推進社會教化，就理論而言，也沒有關注形而上層麵的動力。而在佛道挑戰的麵前，儒家思想的這種弊端就非常明顯了，所以對於儒學複興來說，如何對儒家思想進行形而上的重構就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無論是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還是張載的“太虛即氣”，或者是二程兄弟自家體會出來的“天理”，從理論的實質上來說，都是為儒家道德實踐找到形而上的根據。雖然不同的理學家對於儒家的本體論論述各有差異，但是，其問題意識還是非常清晰的，即儒家思想需要以形而上的方式來進行理論重構。這種理論的重構，簡單地說，就是為人的道德行為找到形而上的根據。如前所言，對於道德行為的強調是儒家的基本立場，可是，道德的根源何在？這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但是從總體上來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有兩條，或者把根源歸之於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程朱一係的“天理”說；或者將根源歸之於人，即認為人心本來就是完善的，這就是心學立場。從宇宙論、本體論到心性論的重新梳理，就是一種非常明顯的思辨哲學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