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禮崩樂壞的事實，士被迫從政權結構中遊離出來，這是春秋戰國時代最為典型的特征，也構成了中國古代思想第一次重大轉折的社會基礎。士需要在一個混亂的時代生存，就要麵臨再就業的挑戰。士再就業的事實，對於中國早期社會思想史來說，具有重要的影響。
首先，它帶來的是社會階層的流動。如果說在周代所設定的禮樂製度之下，社會基本上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那麽權威的解體、士的遊離，則給整個社會階層帶來了變化的可能，《管子》中有一段很直接的描述：
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注：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奸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注：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6]
“農之子常為農”（同樣，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是在正常的禮樂製度下的安排，但是，這裏也很清楚地說明，農之子中優秀的人可以成為士。這表明，階層不再是固定不變的，農可以成為士，士自然也可以變成農。這種流動性對於士來說，自然意味著生存壓力的增大，但從總體上來說，它為整個社會的自由和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空間。正是因為如此，士才能在這個時代獲得更多的思想和社會空間。
其次，這種變動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私學的興起。如前所言，學在官府的狀態被打破，有知識的士從政權中遊離出來，對於他們來說，其再就業的直接選擇就是以他們從官學係統中所習得的知識出發，通過傳授自身的知識從而再就業。這就催生了中國教育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現象，私學首次進入了中國社會的舞台，並且深刻影響了中國思想傳統。孔夫子在《論語》中，曾經很直接地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7]。我們通常把孔子視為中國的第一位老師，這也是就私學的意義來說的。其實對於先秦諸子來說，何嚐不是如此呢？從本質上來說，麵對再就業的壓力，諸子百家必須不斷地堅持並強化自身思想的特點，才能夠吸引更多的追隨者，才能夠在生存競爭中占得優勢地位。如果以私學為中心來考察先秦諸子百家的發展，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那就是先秦諸子思想的繁榮是以私學的興起為開端的，也是以私學的廢除為尾聲的。這樣的事實，多少提醒我們在考察思想形態的時候，應當給予教育製度本身更多的關注，畢竟思想就是教育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