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和霸道，是戰國時代兩種不同的統治策略。所謂王道就是先王之道，是以仁義道德為基礎的；而所謂的霸道，是以武力為基礎的。我們前麵也說過，孟子強調的顯然是王道，而非霸道。所以，他對齊宣王關於霸道的提問予以策略性的轉換，將齊宣王帶到了王道的立場上。從孟子的整個論述來說，王道毫無疑問就是孟子所認為的理想的政治形態，是其價值立場所在。孟子對王道和霸道的差異，也有非常直接的描述。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醜上》）
所謂的“有大國”與“不待大”，是條件問題，而不是結果問題。霸道的實踐，講究“以力假仁”，須有外在條件的配合。一個欲行霸道的君主，必須先有一個財力、國力均足以支持其武力行動的大國，然後才有實施霸道的可能性，才具有稱霸的資本。相反地，王道的實踐，則在於“以德行仁”，外在的現實條件如何並不是最為重要的，重要的是君主個人的品德與意願。比如商湯和周文王，當時他們統治的並非是一個大國，武力也不見得非常突出，但是他們的德行使得天下人都擁護他們，由此，他們獲得了天下。其實從所需的條件來看，霸道的要求是遠遠高於王道的。此外，從效果來說，霸道征服的結果，不能夠讓人心服口服，畢竟被征服者隻是武力不如征服者而已。可是王道所產生的效果則是“中心悅而誠服”，是臣服者發自內心的接受，這就是道德的力量。所以，孟子這一大段話糅合了條件論與結果論來看王霸之辨：就條件論言，王道需要的條件比霸道簡單，所以王道優於霸道；就結果論言，王道能達到的效果也優於霸道，所以王道更優於霸道。因此，孟子主張王道而不主張霸道，王霸之辯是性善論在現實政治上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