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純粹理論的角度來說，人性的問題，倒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即便在今日，科學家也沒有辦法給人性一個恰當定位。可是，在中國古代，哲人對於人性的問題確實有著極為濃厚的興趣。比如說在孟子的時代，大概就有四種人性論的觀念：一是孟子的性善論，二是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三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四是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如果我們去看漢代王充《論衡》中所描述的人性論理論，就更為豐富了。我們甚至可以說，關於人性的任何一種性質的排列組合都在中國哲學史上出現過。那麽，中國哲人為什麽對人性問題情有獨鍾呢？是中國人對抽象思維特別有興趣嗎？這是不成立的，從本質上來說，中國哲人更感興趣的還是生動的現實世界，他們之所以關心人性的問題，實際上也與他們對於現實的關注密切相關。簡單地說，任何現實製度的架構實際上都是有人性論基礎的，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樣的。因為製度設計所要考慮的首先是人的特性，所以，對於任何製度規劃來說，人性論都是一個必要的前提。中國古代非常重視現實生活，對現實政治和管理形式有很多不同的設定，這些設定的前提就必須從人性論的角度出發，由此發展出我們看到的中國哲學史上豐富的人性論。
孟子的人性論就是人性本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意思是孟子認為人天生就具有惻隱之心（仁）、羞惡之心（義）、恭敬之心（禮）以及是非之心（智），所以人性本來就是善的。孟子還舉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來說明這些道德的屬性何以是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