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對荀子的理解中，時常會提及一個非常積極的觀念，那就是“製天命而用之”。這表達了人麵對“天”（自然）時的那種積極主動、主導的態度。
如果我們把對“天”的認識和理解作為傳統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的話，那麽荀子對“天”的理解有了明顯的改變。傳統的“天”具有意誌和目的，荀子的思想並未完全脫離這一點，比如在《禮論》中描述的作為“生之本”的“天”顯然是有意誌的、人格神意義的存在，但這樣的“天”在荀子看來不是最主要的。《荀子·天論》所揭示的自然之天，才是荀子思想中極具價值的部分，這種價值當然不是所謂的樸素唯物主義觀念可以涵蓋的。荀子認定天為自然之天，所謂“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荀子·天論》），由此延伸出著名的天人相分的觀念。“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天論》）因此，在荀子看來，天是自然之天，天有天之職，人有人之職，天人各盡其職，由是天人概念不再像傳統觀念中那樣糾纏在一起，而有了明顯的分際。
天人相分，並不是荀子的最終目標，他要做的是通過這種區分確定人之為人的尊嚴。“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竿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荀子·王製》）人的獨特價值和意義是通過天人相分這一基本事實得以確立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天地萬物之中，唯有人才是最貴的，人的生存也並非完全從屬於天命，而是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製天命以用之，“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因此，在荀子看來，與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倒不如把天當作物一樣蓄養起來並且控製它；與其順從天而讚美它，不如控製自然的變化規律而利用它。人作為價值的核心，在荀子的論述中有非常明顯的體現。所以，荀子認為“唯聖人不求知天”（《荀子·天論》），天就是自然，人不應追求與天相關的形而上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重要的是知天人之分，從天人相分的基本事實出發來確立人事的意義。“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荀子·天論》）參，即參讚化育，人應該積極融入整個造化的過程，發揮自身的優勢和特點。“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製》）從而在人、天、地三者鼎足之中，凸顯人之為人的尊嚴、價值，“專心一致，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荀子·性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