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麵說過，對於荀子來說，最為關鍵的事情就是要將儒家的思想切實地導向現實政治，從而為儒家贏得發展的空間。由此，性惡論的提出，就為整個製度設計提供了前提。
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惡，禮義師法在荀子的思想中顯得尤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確定良好的社會秩序。由於人是群居的，而且都是有欲望的，所以必須以禮義來區別，要確定度量分界，“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荀子對於禮的產生的論述，與契約論的方式相類似。換言之，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本身源於社會共同利益的需要。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的良性發展，就必須在欲望和社會財富之間確定一個度量分界的標準。在這個標準之下，每個人的欲望都可以得到適度的滿足，但又不會導致社會紛爭甚至混亂。所以，禮產生的前提是每個人都約束自己的本能欲望，以合乎度量分界的要求，從而維持社會的整體發展。由此，禮的功能也就非常清楚了，“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貎、越席、床笫、幾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荀子·禮論》）。養，就是適度滿足人的欲望。這種欲望的滿足，必須在一定的限製之內才可以實現的，“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別，實際上就是產生等級製度，人與人在“禮”的基礎上是有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