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所謂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中國有沒有哲學，這裏根本的區別在於如何來看待哲學。無論是從前文黑格爾的說法還是德裏達的說法來看，他們之所以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就是因為中國缺乏他們所認可的那種思維方式、思辨形式。而自近代以來的近百年中，我們的前輩學者之所以認為中國乃是有哲學的，也是從西方所認定的哲學概念出發來審視中國自身的傳統。比如，馮友蘭先生在強調中國有哲學的時候，一個主要論據就是所謂“形式上的係統”與“實質上的係統”的區分。按照馮先生的看法，“所謂係統有二：即形式上的係統與實質上的係統。此兩者並無連帶的關係。中國哲學家的哲學，雖無形式上的係統；但如謂中國哲學家的哲學無實質上的係統，則即等於謂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不成東西，中國無哲學”[6]。聯係前文以黑格爾和德裏達為代表的西方哲學家的觀念，他們大概是從形式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思想的，這樣在馮先生看來是明顯不妥的，所以他主張，“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係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係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係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係統”[7]。所以，馮先生主張從哲學的實質來判定有無哲學，而不是從形式來說。因為很顯然，從形式上來說，西方哲學的嚴密的邏輯形式、思辨方式跟中國傳統有著比較清楚的差異。從這個意思來說，要談論中國哲學，就必須著眼於實質，而非形式。[8]
當然，如果從形式和實質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也還是比較複雜的，金嶽霖先生在給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作的審查報告中就指出：
哲學有實質也有形式，有問題也有方法。如果一種思想的實質與形式均與普遍哲學的實質與形式相同，那種思想當然是哲學。如果一種思想的實質與形式都異於普遍哲學，那種思想是否是一種哲學頗是一問題。有哲學的實質而無哲學的形式，或有哲學的形式而無哲學的實質的思想，都給哲學史家一種困難。“中國哲學”這個名稱就有這個困難問題。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