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非對國家政治的建構中，道德是被排除在外的。在韓非看來，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在中國傳統中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史觀。中國古代的史觀大體上皆為退化史觀，即認為曆史上最佳的狀態大概都是在以前的聖王時代，而後來是不斷退步的，所以對於聖人之治的推崇也是必然的。這在儒道兩家中尤為明顯。而法家的立場，大概均為進化的立場，主張今必勝古，這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觀念。這樣的觀念實際上是為其變法服務的。“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時代變了，如果一味地按照古代的做法，豈不可笑？“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韓非子·五蠹》）守株待兔的故事就是韓非由此而創作的，我們從中可以非常直觀地感受到韓非對於“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的重視。所以，韓非將變法視作當今之世必須采取的一種方式，也是必然的。而當今最為有效的政治形式，就是推行法令，但是在推行法令過程中，社會上有些人必然會破壞這一結果，這些人被韓非稱為“五蠹”。在《五蠹》篇中，韓非徹底否定了這五種人。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禦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韓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