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董仲舒，很多人的評價都不是特別高。如前所言，從理論層次來說，董仲舒的思想確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退轉。而論者又常常以秦漢以後中國思想的“僵化”為理由，來批評董仲舒對於中國哲學所產生的負麵影響。和先秦、宋明在思想上的創造力和活躍度的差異，都使得這樣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那麽，我們究竟該如何評價董仲舒及其思想呢？
董仲舒本人在漢代受到了極高的評價，這也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司馬遷雖然不能接受董仲舒的部分思想，但曾非常直接地稱讚其人。“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史記·儒林列傳》）從這段描述來說，董仲舒就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學者。班固對此的記載幾乎一模一樣：“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書·董仲舒傳》）“三年不窺園”表明無論是就學問還是就為人來說，董仲舒在當時都受到了極高的推崇。正是因為如此，他甚至不止一次被班固奉為“儒宗”，“董仲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禮樂誌》），“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漢書·楚元王傳》）。
無論是就個人還是就學問來說，傳統時代對於董仲舒的定位——一代儒宗——都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從今天的角度出發，我們又當如何看待董仲舒及其思想呢？
首先，就儒學思想的曆史脈絡而言，董仲舒的思想是對荀子儒學的有效繼承。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文談到荀子的時候已經提出，生活在戰國中期的荀子已然感覺到搭建現實的政治架構，是儒學麵對這個世界局勢所要做的最大努力。這是在一個新的形勢（即統一的大帝國即將來臨）下，儒學需要做出的適當的調整，以真正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這種轉向現實政治建構的理論，最終是在董仲舒那裏被確立的。這是儒學為帝製時代所提供的思想基礎，對於儒學來說，也是一種新的發展契機。總體來說，這個時代需要進行思想的整合和調整以適應新的政治形勢的需要，而董仲舒的儒學應運而生，成為大一統帝國時代的思想基礎，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說，開始於荀子、完成於董仲舒的對於儒家思想的現實效用的改造，使得儒家思想跟政治結合在一起，從而成為整個傳統時代的主導思想。雖然我們很難用好或者不好來評價這個選擇，但是董仲舒在其中所做出的關於理論改造的努力還是非常明顯的，這也是董仲舒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而做出的選擇。如果說所有的哲學思想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那麽在當時那個背景下，董仲舒對於儒學的調整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