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在1992年寫下以上這番話（所以他才會提到現在已經過時的DAT數字錄音帶），但即便如此，他對世界音樂的願景（來自各種文化的音樂家與樂迷彼此麵對麵的邂逅）也傳達出一種懷舊之情，在那些令人懷念的日子裏，人們要聆聽音樂隻能是在作樂的時間和地點。在現實中，聆聽音樂的途徑通常是耳機，又或者是複雜的媒體形式，比如，我在本書最開頭提到的保誠公司廣告。而音樂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都保留著人文內涵的潛力。實際上，保誠公司的廣告證明了音樂意義的多種維度，我在本書中所討論的正是這些維度。舉幾個例子，這支廣告靠音樂的能力暗示了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並且幾乎即刻傳達出這些價值觀。它展示出音樂以怎樣的方式對人們的身份認同和自我感進行包裝，同時畫外音則秘密地對觀看者說話，這是種同感式的親密體驗，未經任何其他媒介，直達人心。19世紀的貝多芬、20世紀的西納特拉、21世紀的蕾哈娜，他們的樂迷都同樣體驗著這種親密感。這支廣告也是終極的隱藏勸說家，以純粹的音樂邏輯展示出，保誠會解決你所有的退休金問題。
但是你卻意識不到音樂發揮了這些作用。音樂這種“人工技術”將自己展現為“自然”，並以此躲過雷達。就像許多故事中警告的那樣，音樂的確擁有影響人的力量：海妖塞壬（Siren）能夠用歌聲迷惑相思的水手，讓他們撞上礁石；花衣魔笛手的音樂讓德國哈梅林（Hamelin）的小孩跟著他走進山洞，再也沒有回來；《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白袍巫師薩魯曼（Saruman）的聲音“低沉悅耳，他的聲音本身就是種魔法”，他仿佛給當今在世界各地製造禍端的民粹主義政客們做出了“榜樣”一般。在現實中，音樂是一種不斷變化著的實踐，但它所展現出的自己，不但是自然的，還是不可改變的（想想人們對早期錄音中記錄下來的證據是如何的抵觸）。雅樂（Gagaku）是一種曆史悠久但並不連貫的日本宮廷音樂傳統，它在19世紀以新的形式出現，並且立即成為日本古老且完整的國家地位的聽覺象征。被引進到歐洲殖民地的西方音樂為帝國王權賦予普世性，從而使其正當化。音樂還采納性別和種族等級製度，並由此慫恿本質主義將人簡化為符號。種族並不是一個生物學上的給定範疇，因為身體特征和膚色所形成的連續統一體並不符合於文化建構的種族，即便音樂有著可以消除分化的潛力，但它仍通過社會實踐讓這種分化得以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