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爾·盧塞納·吉拉爾多
“過去的我們處於世界邊緣，但現在我們在其中心位置。”這是工程師兼人文主義者埃爾南·佩雷斯·德奧利瓦（Hernán Pérez de Oliva）於1534年向科爾多瓦（Córdoba）貴族陳述的理由，當時他提出了一項使瓜達爾基維爾河（Guadalquivir）通航的緊急項目。他進一步指出：“這種命運的轉變，前所未有。”確實，西歐人在長期以來對自己的全球邊緣化地位感到焦慮之後，現在突然、出乎意料地發現身陷一種不可避免且動態聯係的世界網絡中。他們的經曆並非獨一無二：其他大陸的人們經曆了同樣的突變。在大西洋的島嶼和沿岸，人們經常發生新的暴力衝突，歐洲探險家、奴隸和傳教士們在14世紀首次遇到了與以前沒有過記錄的人群會麵的震驚，從而引發了相互發現和適應的進程。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導致大多數人得出“人類是一體”的結論。
在工業化時代之前，歐洲在這一過程中並不占主導地位。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全球化經曆了緩慢、多向的發展階段，不同的文化逐漸相互了解，斷斷續續地相互交流。首先，陌生人之間的對話狀況百出，要以手勢、麵部表情和聲音作為輔助。筆譯和口譯人員在每一次交流中都同時充當調解者的角色，有時會由於誤解加劇或判斷失誤而引發衝突，導致不利影響。以哥倫布第一次橫渡大西洋為例，他的同伴路易斯·德托雷斯（Luis de Torres）通曉多國語言，如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此外可能還懂阿拉米語等語言。當他試圖用歐洲語和亞洲語徒勞地盤問當地人時，當地人卻在無動於衷地吸煙——我們可以想象他有多麽吃驚。不同文化的最初接觸往往放棄了相互理解的嚐試，而以暴力和死亡告終。係統化的策略——逃跑或自我隱藏——我們把它與今日所說的“與世隔絕”的人聯係在一起，但這種策略還沒有被廣泛采用。從幸存者的角度來看，適應不可避免的情況通常是最佳選擇。遠道而來的新人就住在那裏，沒有回家的希望。例如，阿茲特克人設想的可能性（交換禮物，然後給外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離開）是行不通的。對財富和權力的炫耀並未阻止歐洲侵略者反而吸引了他們，夢想比現實對侵略者的影響更大，想象中的勝利比實際成就更多。一種源自航海的騎士文學中虛構的英雄主義模式，把冒險家們捆綁在一起。葡萄牙民族詩人卡蒙斯（Camoens）1572年的作品《盧濟塔尼亞人之歌》（Lusiads）是他從亞洲航行歸來後不久寫作的，它改編了一個經典的比喻，捕捉到了這種精神：“揚帆起航。這是至關重要的。能否生存？那得靠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