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裏米·布萊克
1815年之後，希望和恐懼影響著變革的可能性，也影響著社會關係和政治定義。自1815年之後，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均可看到，但表現卻大相徑庭。對希望和恐懼的關注將曆史學家的注意力從現有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上轉移開來，並表明人類反應中固有的波動性和活力，比現有情況適應變化的程度更重要。考慮到這一時期的變化程度，現有社會習俗和政治規範的元素得以幸存的程度令人驚訝。然而，意識形態壓力需適當考慮。許多人都很保守，特別是宗教機構及其信徒對女性的態度。
與此同時，變化的範圍和速度甚至比連續性更令人驚歎。在1800年，未來學家是一個不斷壯大的群體，但接下來一個世紀發生的許多事情會讓他們無比震驚。1900年，隨著變化步伐的加快及其性質的擴展，更多的同行證明了他們的預言。在評估未來學時，評論技術變革及其影響是最容易的，這讓同時代的人目瞪口呆。特別是1903年以來的動力載人飛行，以及隨後的人類首次登月，這在以往是隻有在小說中才會出現的成就。然而，對許多人而言，男女關係或代際關係的變化仍會顯得更為引人注目。順從的衰落、選擇的興起以及標準的個人化，都與之前的態度截然不同，而且這些態度都不局限於精英群體。
這些變化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但發展程度迥異，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戰略在引起和響應變化方麵發揮了作用。在一些國家，變革被認為是對外國控製經曆，尤其是帝國統治經曆——盡管不那麽結構化的西方影響和控製也很重要——的必要反應。其背景往往是一種怨恨，20世紀共產主義對西方消費主義模式的反應和伊斯蘭對西方化的反應更是如此，而最近幾十年尤甚。
▲ 於1927年上映的由弗裏茨·朗（Fritz Lang）執導的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在這部影片中，主人公試圖在一個精心設計的、殘酷的反烏托邦中克服階級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