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奴隸社會承父係氏族社會的餘緒，掀起了狂熱的祖先崇拜。這種對祖先崇拜的性質與西周以後有很大區別，他們將祖先跟氏族崇拜的大神高度疊合，成為政權的保障，這是奴隸社會神權與政權結合，國家神話與民族神話合流的體現。
夏人因其農耕生活而崇拜社神，殷人屬東夷遊牧民族而崇拜天神，當他們先後進入奴隸製時代，他們的祖先便分別跟社神、天神合流，成了神性十足的先公先王。對先王的祭祀與崇拜，不僅在乞求風調雨順，更重要的還在於保佑政權長治久安。圖騰神話是母係氏族社會的產物，在進入父係氏族社會後，它已沒有當年的氣勢了。父係氏族社會改造原有的圖騰神話，由於畜牧與農耕生產都有較大的發展，逐漸建立起與氏族生活密切相關的自然神作為氏族的主神。它或是圖騰神的變形，或是新時代所新造，總之，它已替代了那曾作為氏族標誌的圖騰物崇拜。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產生了夏人的社神、殷人的天神，它們是這兩個民族的主神。父係氏族社會裏，男人煽起的祖先崇拜之風是把男性祖先跟圖騰物畫等號，如說禹是蟲，祝融是鸞，伯益是燕子。後來，男人不再僅僅襲用母係氏族社會的圖騰名號，他們還將祖先同主神結合起來，這才是男權建立在神話中的一個標誌，這種神話與神崇拜才逐漸成為奴隸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潮。
我們有必要對《尚書·甘誓》中啟的一句話提出來重新討論。啟在講了一通討伐有扈氏的理由後，要部下聽從他的命令，因為聽與不聽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孔安國對此分別解釋為：“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崩北，即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所謂“陰主殺”都是後來的說教，不可能是夏代的觀念。古時打仗果真是既載一個社主，又載一個祖主嗎？這似乎意味著社神與祖先之靈的分離。祖主與社主應是統一的，打仗時隻載了一個神祖，在夏代，它是祖神，也是社神。《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這是載祖以行的史書記載，未見有同載社主者。我們怎樣看待《甘誓》中分而言之的這句話呢？其實，它是古代漢語中一個普遍的語法現象，即互文見義。它的意思是說行賞罰於社祖前，社即祖，祖即社，它們在夏代是統一的。《周禮·秋官司寇》：“大軍旅，蒞戮於社。”鄭玄注“社”曰：“謂社主在軍者也。”言社主而不及祖主，而《史記·周本紀》又載武王隻載一祖主，夏周文化同源，起初祖社是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