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的符瑞神話模式僅是外觀形式，當北朝統治者同南朝統治者采用相同的祀典時，則是主流社會認同了共同的神話，南北認同了共同的神話內容。盡管這種內容隻是皇家的政治神話，然而這個祀典卻是商周以來神話與祀典密切結合而被人們廣泛認同的一個範本，擁有它就是擁有對神靈的壟斷權和對社會的主導權。當一種祀典與此相矛盾，主流社會將它視為異端，它便被拒斥在這個社會文化之外。天地、社稷、祖先、日月、山川、風伯、雨師之神雖是皇家祀典，但也是整個社會文化統治的象征。北方神話對傳統神話的認同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麵對共同的神靈，尊奉同樣的祀典。
北方民族的統治者對傳統祀典的遵奉程度不同，過程也不盡一致。但總的趨向卻是拋棄了舊有的習俗，而逐漸追隨中原傳統。北方民族政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不僅僅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是覺得自己是整個天下的主人。他們建立政權起初是同南朝分庭抗禮，最終目的是統一天下，而且統一天下的文化是中原傳統文化。所以北方政權大多自稱“中國”，而稱其他政權為“逆亂”。其征伐的目的是顯“中國之威”，追求的是統一大業。正是由於這種境界，認同中原傳統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實行大融合過程中的必然選擇，對立並不是民族文化的主流。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北方政權均不同程度地奉行著商周以來的皇家祀典和秦漢以來的五帝德運。
劉淵在稱帝前有這樣的宣言：“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12]這種統治觀與種族觀比一些褊狹的種族主義者的觀點要高明得多，他認識到中國多民族統一的曆史並不是種族中心論而是道德決定論，這是周公以來的尊天敬德觀念的發展延續。劉淵高舉德統的旗幟，曆數司馬氏父子的罪過，又借助漢室宗親的身份，以恢複漢室的口號相召，所以這不是一個代表匈奴種族的政權，而是一個以繼承整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麵目出現的政權。《晉書·劉元海載記》雲：“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晉書》以“僭”貶之，顯示出褊狹的民族觀，然而我們從這段記載中看到，劉淵為壇南郊，承《禮記》《周禮》的祭天傳統，把握了皇家祀典的核心，而以劉邦為天下祖宗牌位的樹立，既表現出皇家祀典中先祖的特殊地位，又將其漢政權自身引入了正統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