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弗洛伊德分道揚鑣之後，有一段時間，我心中頗為忐忑不安。說是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也毫不為過。我感覺仿佛整個人都浮在空中，因為我尚未找到自己的根基。當務之急，是發展一種對待病人的新態度。我決定暫時不把任何理論前提強加給他們，而是等待並觀察他們會自願說些什麽。我的目標是順其自然。結果，病人便自發地向我報告他們的夢和幻想，而我則隻需要問：“那麽您能想到什麽有關的事嗎？”或者，“您具體指的是什麽，這種想法是從哪兒來的，而您對此還有什麽想法？”分析似乎跟著他們的步調，從病人的回答和聯想中出來了。我摒棄了所有的理論觀點，隻是協助病人自己去理解夢中意象，不運用任何規則和理論。
我很快便意識到，用這種方法對待夢，並將之作為分析的基礎是正確的，因為這正是夢的意圖。我們必須從夢的事實出發。當然，這一方法所導致的結果多種多樣，對分類標準的需求變得日益迫切——幾乎可以說，需要某種初始的定位。
大約這個時候，我經曆了一段頭腦異常清晰的時期，回顧了我此前走過的路。我心想：“現在你已掌握了打開神話大門的鑰匙，還可以隨時打開無意識心靈的所有大門。”但是這時，有個聲音在我耳畔輕語：“為什麽要把全部的門都打開呢？”旋即產生了一個問題：我究竟取得了什麽成績？我解釋了過去人們的神話，我寫出了一本關於英雄和人們曾生活在其中的神話的書。但是今天，人們是生活在什麽樣的神話裏呢？答案或許是，在基督教的神話裏。“你也身在其間嗎？”我問自己。老實說，答案是否定的。對我來說，那並不是我生活的依托。“那麽，我們不再有神話了嗎？”“是的，顯然我們不再有神話了。”“但這樣的話，你的神話——你生活在其中的神話——又是什麽呢？”此時，我與自己的談話開始變得令人不安，我便不再去想。我鑽進了一條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