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過成為一名精神病醫生，踏上了探索智識發展的旅程。我開始不帶任何成見地觀察精神病患者，客觀中立而僅從外部去看，並因而發現了一些令人驚奇的本性的心理過程。這些過程被草率地視為“病態的”，並已接受過充分的評價，我不帶任何一絲主觀理解地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並加以分類。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興趣日益集中在那些我感覺可以理解的案例上，即妄想症、躁鬱症和心因性失常。自我的精神病學職業生涯伊始，布洛伊爾、弗洛伊德和皮埃爾·讓內的著作，便給了我豐富的啟發與激勵。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發現了弗洛伊德的析夢和釋夢的技術，為理解精神分裂症的表達形式提供了珍貴的線索。早在1900年，我已讀過弗洛伊德的《釋夢》[2]。那時候，我讀完這本書，便把它置於一旁，因為我尚不能完全理解它。25歲的我經曆得還太少，欣賞不了弗洛伊德的理論。後來，我的經曆漸漸豐富。1903年，我重拾《釋夢》，才發現它與我的想法真是同符合契。我最感興趣的一點，是把從神經症心理學中產生的壓抑防禦機製（repression mechanism）的概念應用到夢上。這於我而言意義重大，因為我在進行詞語聯想測驗時頻繁遇到壓抑（repression）——病人在回應某些特定激發詞時，要麽不能說出聯想詞，要麽反應時間格外長。後來我發現，每當激發詞觸及心理創傷或衝突時，便會發生上述壓抑。大多數情況下，病人對此是無意識的。若被問及產生壓抑的原因，病人回答的方式總是奇怪而不自然。讀過弗洛伊德的《釋夢》後，我便明白了此處是防禦機製在起作用，我所觀察到的事實與弗洛伊德的理論一致。借此，我印證了弗洛伊德的論點。
若涉及壓抑的內容，情況便不同了。這正是我不認同弗洛伊德的地方。他認為產生壓抑的原因是性創傷。然而，通過實踐，我熟悉許多神經症病例，性欲在其中僅起次要作用，而其他因素起主要作用。如社會適應的問題、生活中的悲慘境遇所帶來的壓抑感、關於聲譽的考慮等。後來，我向弗洛伊德報告了這些病例。不過，他並不同意除性欲以外的因素也會是壓抑的根源。我非常不讚同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