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來有一種不好的現象一天一天在發展，而今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態度嚴肅的作品銷路不廣，而談情說愛、低級趣味的東西卻頗為“風行”。據說甚至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同一作家的作品如果書名“**”，與女人有關，銷路便能較好，而翻譯的小說改題為“愛情，愛情”者，也確實可以多賣。
當然我們不能不承認，即使在這漫天烽火、物價高漲的時候，也還有不少人或“精力過剩”，或渴求刺激，或神經變態，而又有錢，他們就喜歡那些無聊的讀物，花幾百塊錢買一本書，在他們是無所謂的，高興時看幾頁，不高興時丟開完事；幾百塊錢比起他們在另一消遣——打牌的進出數目來，那簡直是九牛之一毛。像這一種“民族的畸形兒”，在我們這不健全的社會內，無庸諱言，隻會一年年多，不會一年年少；政治的和社會的環境既然非但不能使此等“畸形兒”減少，而且助其滋長，而政府書報檢查的鞭子也未嚐落在那些無聊讀物的身上，故在抗戰七年多的今日而見此現象，實在隻能說是無量數的大怪事之中一區區小怪罷了。
但不能不說這問題是嚴重的。問題之所以嚴重，不在社會上有這些人喜歡看這些書，而在這一現象已經誘發了大部分書店的“生意眼”，並且又在引誘一些“作家”向這一方向投機取巧。不嫌說得誇張些，書店在這中間的作用實在不小，尤其在這所謂“非常時期”。出版家不願意出版，這就根本拉倒，但即使出版了而販賣商不願多批，那也糟糕。戰時寄運書籍非常困難，寄費又貴，出版家在發行方麵依賴於販賣商者較戰前為多。印書成本太大，出版家希望銷得快，這才資金可以周轉。我們聽說過，某書出版後不到一星期，五千部就銷完了，這是近年旺銷之佳話。然而這所謂已經銷完了的五千部，並不全數到了讀者手裏，不，恐怕一半的一半也不到；這所謂“銷完”隻表示出版家已經將貨脫手，這所謂“銷完”應當說已經被販賣商“批完”了。書是存在販賣商手中。販賣商為什麽那樣熱心搶批？因為根據他們的生意眼，他們認為此書好銷。這是販買商的生意眼能夠影響出版家。出版家為維持營業，也就不能不有生意眼，或跟著販賣商的生意眼走，終至於動搖了一部分“作家”有意無意地做了書商的尾巴。從出版家、販賣商，以至一部分的“作家”，可說都是受了環境的壓迫，不得不以生意眼為重；正因為是“不得不”如此，故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危機。年來頗有些議論，既斥責書業中人之唯利是圖，複歸咎於作家們之製造頹廢與麻痹，而對於造成今天出版業的不景氣以及畸形狀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因，則不置一詞；這樣的議論其實倒是一種煙幕，把問題的真相弄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