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美國《國家利益》網站2019年6月3日報道：2009年至2017年八年間該國的年輕人自殺率增長了56%，嚴重抑鬱者在不同年齡段的青少年中分別增長69%至100%。相關消息是，美聯社同年9月14日報道：二十年來合成阿片類藥物造成的死亡人數增長800%以上。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同年11月5日報告，已覆蓋人口1/5的抑鬱症，估計在未來十年或十五年內將超過癌症，成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為第一大殺手。
這一趨勢無關貧困。自殺率較高的不乏富國，不乏富國的都市和大學，倒是與全球四十多個最不發達國家的重合率極低。
這一趨勢似乎也無關道德禁錮。曆史上造成各種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親的意識形態，恰好在這個時代坍塌，讓位於縱欲的消費主義最高峰值。
那麽每年約80萬人的自殺，數百萬人的自傷，已如一次次血腥戰爭—敵人在哪裏？敵人又是誰？
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émile Durkheim）寫過著名的《自殺論》。在他看來，西方近代以來所推崇的個人主義，破碎了“作為整體的社會”，使個人與家庭、宗教、社會相脫離，讓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虛並失去目標，因此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催生了“利己型自殺”[28]。眼下，如果我們注意一下身邊相關案例，稍稍了解一點案情，看看很多當事人那蒼白的麵孔、冷漠的眼神、孤獨的背影，特別是那裏諸多似曾相識的低級心理事故，還有無端的緊張關係，那麽重新想起塗爾幹，不是什麽難事。
僧侶或家族的社會主義
不少人認為，最早的個人主義來自遊牧者一個個孤零零的氈包。那些先民沒有鄰居，或者說鄰居總在遠處的地平線那邊。限於一種剛性的生產方式，他們需要遊居，以不斷發現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勻分配各家的水草—紮堆肯定會徒增牛羊覓食之難。與之相異的是，農耕社會裏長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這裏不可想象。大禹治水一類水利建設所需要的大規模集群協作，在這裏也幾無根由。除了戰爭，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圖景，更是這裏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