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讀《心靈史》，我總是有一個奇怪的感覺，就是：與張承誌處處申明哲合忍耶並無世俗意義上的“曆史”、隻有心靈的曆史相反，我卻處處隻看到哲合忍耶與世俗政權鬥爭的曆史，而看不到心靈本身的發展史。當然，鬥爭和犧牲即是曆史，而且在哲合忍耶那裏都是由心靈上的事情引發出來的。然而哲合忍耶的教義和精神在兩百年間基本上沒有變化。“每一個哲合忍耶的男子，當他洞知了一切之後他的成長便停止了——餘生隻是時刻準備著，迎著一片輝煌。”（第254頁）張承誌在這裏甚至不由得引用了一句他向來反感的孔夫子的名言“朝聞道，夕死可也”來表達哲合忍耶在心靈上的一次性接受的姿態。他看出哲合忍耶的作家（關裏爺等人）對曆史過程本身的淡漠，“對於他們這種作家來說，隻要實現了犧牲殉教的念想，一切就已經結束。”（第53頁）但他沒有看出，這種從一個原點來記載和評價曆史、而不顧曆史的“本來的”“客觀的”麵貌如何的固執習慣，正表明這個原點（即“心靈”）實際上是平靜的，它沒有矛盾，沒有衝突，沒有時間，沒有要重新審視自己和發展自己的渴望，一句話，它沒有曆史。

因此，我們在《心靈史》中，也看不到宗教教義的展開和發展，隻看到一套一套不變的宗教儀式，一代一代傳承的“口喚”，一個一個同樣麵孔的宗教殉道者；再就是千篇一律無休無止的被迫害、被屠殺、被流放、被監禁和施以酷刑，血流成河，“拱北”（聖徒墓）林立。教義本身是如此簡單，它用“萬物非主”，“唯有真主”兩句話即可概括無遺。它使每個信教者都感到自己“如同孩子”（第317頁），如同“在酣甜的夢中吮吸的嬰兒”（第327頁、第320頁、第321頁）。嬰兒之所以是嬰兒，就在於它沒有曆史，特別是沒有“心靈史”。哲合忍耶隻有從嬰兒成長起來，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使這個靈的世界充滿風暴和矛盾衝突，才能有自己的“心靈史”。但這就不可能保持精神的“清潔”。嬰兒的成長和新陳代謝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不能用水洗淨的汙穢，這是與哲合忍耶的教義精神直接衝突的。“人要追求清潔的生存”（第331頁）。所以，人不可能實現心靈的成長和發展，隻能永遠循環地回到原點，回到嬰兒和赤子。這種停滯的心靈，正是中國文化的“長不大的孩子”這一本質特征的一個突出例子，它即使不是來自中國文化的長期直接的影響，也是來自與中國文化相同的自然經濟的生存環境。我們在自己的傳統中對此一點也不陌生。張承誌其實並不“孤獨”。但張承誌提出了一種看待曆史的“標準”。“現世的人很難建立一種徹底的標準”，相反，哲合忍耶的標準則是一種永恒的標準，當它勝利的那一天，中國史“將被改寫一遍；無論開拓疆土的武功，無論百廢俱興的治世，都將在人道、人性、人心的原則麵前重新接受審視”（第127頁）。當然，張承誌認為這個標準是超越世俗曆史的，是純宗教的，它具有兩個最大的特征。一是它對於世俗曆史的拒絕和排斥，它的經典是秘不外傳的，為此它甚至用阿拉伯文雜以波斯文寫作而成，隻有這樣，它才能保持自己心靈的超驗性，“隻有它最接近心靈曾經體驗過的真實”；二是它“不屑於是非的評說”，對事實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第171頁）。由這種觀點來看，“曆史全是秘密。偏執地追求曆史而且企圖追求心靈的曆史，有時全靠心的直感、與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驗的判斷。”（第222頁）不過，我總覺得這裏似乎有點用詞不當。當我們認定“曆史全是秘密”時，我們“偏執地追求”的肯定不是“曆史”，更不是“心靈的曆史”，而是這個秘密的核心，即沒有曆史的永恒的心靈本身；並且，正由於這個心靈本身是沒有曆史的，它才不屑於用任何曆史和時間中的事件來表達自己，它才把自己隱蔽於曆史之中，隻憑“直感”，“神交”和“超驗的判斷”才被把握，它也才在曆史中沉默不語同時又成為曆史永恒的尺度和標準。